论文总部经济、税收背离和地方税收收入能力是大学硕士与本科地方税收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地方税收英语方面论文范文。
摘 要：区域间的税收背离是大国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其使得一个地区潜在的税收收入能力和实际获得的税收收入出现了偏差,总部经济因素是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实现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不管是否考虑征管因素,或是分税种考察,总部经济因素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效果要显著大于人均GDP增加和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是导致地区间相对财力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在短期内,对税收流出地区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税收转移支付是解决税收背离问题的手段之一；而在长期,需要在深入研究税收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借助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时代契机,使税收收益和税源贡献相匹配,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区域间税收背离问题.关键词： 税收背离；税收收入能力；总部经济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100-08一、引言和文献综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设计合理和运行健康的宏观财政框架是一个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由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的,在这次改革中,地方政府被赋予了一部分的财权,由此拉开了我国地区之间税收竞争和经济增长竞争的序幕.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资源匮乏和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获取足够的财力来发展辖区内经济而想方设法进行税源控制和争夺,一方面,通过吸引资金、增加就业,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1]；另一方面,过度的税收竞争也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条块割据等一系列扭曲资源配置、损害市场效率的现象,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和稳定增长[2].在“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和和之相辅相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愈发难以为继,而在我国现行的税法下,企业的跨区经营、生产和管理的分离以及“总部经济”的集聚效应等原因,使得“税收背离”的现象更加普遍①[3].我国区域间税收背离的一个普遍规律是,税收收入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了经济发达地区,和此同时,税收负担由后者转嫁到了前者,可见,经济发达地区在地区间的横向税收竞争中实现了税负输出、税收流入,在税收竞争中处于“双赢”的局面[4-6].显而易见,区域间的税收背离有悖于税收分配的横向公平,加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造成了“富者益富、穷者益穷”的局面,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税收竞争中处于被“剥夺”的弱势局面,迫使这些地区为争取税源、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而穷思竭虑的出台各种显性或隐形的优惠政策,从而地区间陷入了恶性税收竞争的循环[7].因此,研究地区间税收背离问题对于解释地区间相对财力水平差异、寻找现行财税框架中导致地区间财力水平不断扩大和阻碍经济发展质量的原因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学者们对地区间的税收背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对税收背离形成的制度性原因、表现形式、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治理等；还有的学者对具体的地区间税收背离程度进行了模拟或测算；也有一些学者从“总部经济”的视角对税收背离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结果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总部经济”现象加剧了税收和税源的背离程度.因为存在地区间税收背离问题,一个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不仅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税源的丰富程度指标,以及该地区政治议价能力,税收制度设计安排等因素,还取决于该地区“总部经济”的规模大小②③.和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选择“总部经济”的分布数量和营业规模作为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解释变量④,分别考虑了纳入征管因素和不纳入征管因素、税收遵从度等因素、并从分税种的视角进行了研究.采用学术界常用的“税柄法（Tax Handle）” [8]来测算各地区的期望税收收入能力⑤,利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除税源因素以外,总部经济、区域间税收转移等非税源因素也是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能力和地方税收利益的重要因素.二、数据来源和指标解释本文样本区间为1999～2014年,样本范围包括除西藏、港澳台以外的其他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研究中采用的税收数据均来自各期的《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总部经济指标用中国企业集团500强地域分布的相关数据来代替,主要来自于《中国企业500强发展报告》和《中国企业发展年鉴》的相关各期,其余的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National Data数据.（一）被解释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地区期望税收收入能力,采用各地区实际征得的税收收入除以GDP（即：taxratio等于Tax/GDP,%）来表示,研究各类因素对分税种税收能力的影响,分别将增值税收入占GDP的比重（vtaxratio,%）、营业税收入占GDP的比重（staxratio,%）、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ctaxratio,%）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ptaxratio,%）作为被解释变量.（二）解释变量一个地区的税收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文将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类的影响因素、税收制度因素、征管因素以及总部经济因素.1.经济类解释变量.税收来源于经济活动的生产和分配,由此可知,一个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的大小和该地区的产出水平、产业结构、税源结构、经济开放程度、社会投资水平有关.本文分别选取地区人均GDP水平（gdppc,%）、各产业占该地区GDP的比重（Rfind、Rsind、Rtind,%）、各地区企业营业盈余、劳动报酬、增值税税基⑥、营业税税基⑦占GDP的比重（Rpro、Rpay、Rtbvtax、Rtbstax,%）、进出总额占GDP的比重（open,%）、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rinv,%）来表示上述解释变量.2.税制类解释变量⑧.使用各地区的共享税收入占总体税收收入的比率（rshtax,%）反应各地区税收收入对共享税的依赖程度,该指标也反应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给程度的大小.3.征管类解释变量.税收征管的能力和水平也是影响地区税收税收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征管资源投入方面,诸如计算机软硬件配置等数据采集不便,本文利用各地区税务人员数量（tpeo,千人）、本科以上税务人员数量占比（rpeoedu,%）来表示税收的征管水平和能力；对于纳税成本及纳税人遵从程度,选取了城镇人口密度（CPD,千人/平方公里）来反映征税成本,人口密度越大,征税成本越低；选取地方国有企业户数（lsoe,千户）来反映地区纳税遵从度,地方国有企业户数越多,纳税遵从度就越高,征税成本越低.4.总部经济类解释变量.由于区域横向税收转移问题的存在,地区企业集团总部机构的数量越多,该地区因汇总和合并纳税制度获取的区域转移税收收入就越多,该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就越强.本文分别采用我国企业500强在各地区的分布数量⑨（big500,户）及其平均营业收入（big500r,千亿元）来反映该地区总部经济的规模.我国500强企业在某地区的分布数量越多或者平均营业收入额越多,该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就可能越大.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三、模型设定和说明采用学界普遍采用的“税柄法”进行实证分析,基本模型设定如下：具体模型的设定和说明如下：（1）征管因素类解释变量是通过影响税务部门的征管效率进而影响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本文对不含征管因素和加入征管因素两种情况下的总部经济、税收背离对地区税收收入能力影响进行比较分析（见表2和表4）；（2）研究各地区产业结构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不能同时将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放入模型中,而是选择任意两大产业因素进行分析；（3）对于经济因素分为两类进行考察：一是产业结构,按照GDP生产法核算,不同地区的三大产业增加值构成了一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税源结构（模型（1）、（2）、（3）和模型（5）、（6）、（7））；二是根据GDP收入法核算,GDP中的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构成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基,而根据我国相关税法规定,工业增加值和商业增加值之和为增值税税基,建筑业增加值和扣除批零贸易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营业税税基,本文通过测算不同地区的税基结构,进而考察不同税基结构对不同税种的收入能力的影响（模型（4）和模型（6））；（4）由于获取样本数据的区间不同,本文不得不在有限的样本区间内考察不同因素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例如：由于2008年以后,《中国税务年鉴》不再公布税务人员数量,样本区间为1999～2007年；而企业集团500强的地区分布数据在2002年以后才公布,样本区间为2002～2014年,同时加入征管因素和总部经济因素的样本区间只能取2002～2007年期间的数据.四、估计结果分析在具体的面板模型的选择中,应该首先使用F检验以判断是否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使用LM检验是否选择混合效应模型,之后利用Hausman检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做出选择（具体结果见表2、表4、表5）,最后对固定效应模型一般采用F统计量检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做出选择（详见表2和表6）.（一）不含征管因素的分析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各模型的LM检验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零假设,这说明各模型均不应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而由Huasman检验和F检验结果可知,模型（1）至（4）均应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表3）.值的增加不利于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水平不高,其中,第二产业为负,第三产业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为正；对地区的税基结构来看,在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时,企业经营盈余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具有负向显著性,但其影响作用不大,其余各税基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没有什么显著影响,这说明一个地区税收收入能力更多的受税源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比率大约提高0.07个百分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但作用效果不大,可能是因为投资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地区对共享税的依赖程度和地区税收收入能力的关系不显著,其影响有待进一步分析；对于总部经济的影响来说,各地区500强企业的分布数量并不影响地区的税收收入能力,而500强企业在各地区的营业规模水平对地方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非常显著,地区500强企业平均营业收入每增加1千亿,该地区总税收比率增加约3.7个百分点.（二）包含征管因素的分析当加入征管因素变量时（详见表4）,模型（5）至模型（8）中的LM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均拒绝选择混合面板模型,由Huasman检验结果可知,除模型（8）外,其余模型均接受零假设,因此,模型（5）、模型（6）和模型（7）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而模型（8）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进一步由F统计量可知（表6）,模型（8）应该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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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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