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虐童案件法律程序完善是适合法律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法律新闻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 近年来,虐童新闻屡见报端,如浙江温岭幼教虐童案、南京养母虐童案、山西平顺继母虐童案等等,每一个虐童案见的曝光都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我国是世界《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应承担起保护儿童获得“生存、发展、受保护、参和” 的权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各国对 儿童的定义以及我国的法律规定,本文认为 儿童是指负有抚养、教育、看护、监管义务的人,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使用暴力或其他方法,对儿童的健康、成长、精神等方面造成实际或潜在危害的行为.虐童问题频出,虽和我国“打是亲,骂是爱”、“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的传统文化有关,但和我国法律在实体上长时间存在法律空白,程序上缺乏统一高效、科学合理的办理方式不无关系.
关键词 虐童 法律 程序
作者简介：费聪,湖州市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310
一、我国 儿童案件的情况
以湖州市检察机关为例,2013年至2016年11月,两级院办理的涉及 罪、 被监护、看护人罪的一审公诉案件数为零.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的结果来看,全国范围内一审刑事案件判决罪名涉及 被监护、看护人罪 的判决书数量为零,一审刑事案件判决书判决罪名涉及 罪的判决书为24份.其中,犯罪事实属于对儿童实施 行为的6份,犯罪主体均是父母、继父母. 事实上, 儿童事件曝光进入大众视野的只是众多 儿童事件的冰山一角.多数 儿童事件,尤其是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以调解或行政处罚了结,真正进入到司法程序的少之又少.
2015年8月29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针对 罪做了重大修改：
1.增设“ 被监护、看护人罪”,将犯罪主体扩大至家庭成员以外的主体,对保姆、教师、医务人员等对儿童实施 行为进行了有效规制,弥补了长时间以来的立法空白.
2. 罪的条文中增加“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的规定,对国家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提供了切入口,体现了国家对于人权的保护的加强,避免了因强制、威吓无法告诉而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况.虐童行为不仅具有高度的直接社会危害性,还有着不可忽视的间接危害性,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不和谐因素,很有可能对受害儿童造成次生伤害.
二、我国惩治虐童行为法律程序的缺陷
(一)报告制度不完善
有研究表明,在2008-2013年媒体报道的697例未成年人遭受家暴案件中,医务人员、教师、民警等为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专业工作者报案率仅为10.61%.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报告人若有似无地规定为“任何组织和个人”,被报告单位是“有关部门”,报告和被报告主体泛化,导致责任分散.今年3月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进一步细化,“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 人、近亲属或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的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妇联报告,或向 机关报案,或向法院直接起诉.”该单位接到报告后应当给予帮助、处理,但无强制处理的约束性规定.报告人会否因顾及情面、“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思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顾虑而不履行报告责任,仅仅依靠道德力量不足以激发知情者的责任感和警觉性,一定程度上影响执行力.报告责任执行不到位无形中为虐童行为提供了温床.
（二）“除外”模式存在适用难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我国《刑法》第98条对“告诉才处理的含义”的解释,带来的问题是检察机关办理此两类例外情形的 罪案件时的诉讼程序究竟是公诉还是自诉.若是自诉,和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不符；若是公诉,则对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的诉讼权利都将造成严重损害,有违立法本意.由于立法的疏漏,检察机关以何种程序处理此类案件存在困难.
（三）受害儿童获得法律援助的渠道过于狭窄
目前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的规定较为全面,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相对欠缺.按照我国《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的规定,受害方若想获得法律援助,委托诉讼 人进行诉讼的,必须符合经济困难这一要件.对经济困难这一标准需要花费证明和审查的时间,不利于及时保护受害儿童.儿童是消费者,其自身无经济来源,若施虐者和受害儿童是家庭成员关系,要证明经济困难更是难上加难.如施虐者是受害儿童的法定 人、近亲属,此种情况下其为受害儿童委托诉讼 人或申请法律处援助更是成了一件不可期待的事情.
三、完善办理虐童案件法律程序的建议
罪修改后,预计进入司法程序的虐童案件将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如何在程序上保障法律的实施,较之以往显得更有实际意义.如何通过设置更科学合理、更人性化的诉讼程序来保障刑法的准确实施.
(一)进一步明确报告主体和报告责任
虐童行为一般具有隐秘性,受害儿童由于年龄和智力等因素的限制,缺乏对 行为认知的能力和告诉的能力.没有发生严重后果之前,该行为也很难被外界发现.因此,报告制度是中断 行为、将虐童行为进入公开环境的第一步.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先进经验做法,建立强制报告制度,明确报告人和不履行报告责任的后果.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报告主体获得信息的机会、和受害儿童关系的亲疏、报告义务的责任大小等因素来确定报告主体的层级,以此形成梯队式的报告主体,进一步明确报告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儿童的法定 人、近亲属具有当然的报告义务,是第一报告主体；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基层组织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因为对儿童承担了一定监管、救助的社會义务,并且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受虐儿童接触并从中发现相关信息,可以确定为第二报告主体；邻居、同事、其他亲朋好友等有一定的接触、知晓的机会,但关联程度相对较低,可以确定为第三报告主体.对于第一、第二报告主体,知情不报的,予以行政处罚；对施虐者有一定监管职责的,如幼儿园园长明知在校教师有 儿童行为的,从重处罚；对于第三主体,对其苛责未免过于牵强,暂不建议对该主体进行惩处.美国大多数州对实施报告行为的要求是“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怀疑”,并且知情不报者将受到罚金或短期 的惩处.日本曾在《 儿童防止法》中将“如果发现有 的必须举报”的规定修改为“认为有 的必须举报”.由此可以看出,多数国家的做法是不需要举报人去收集并掌握相关证据,只要举报人有理由怀疑儿童正在遭受 ,即可向有关部门举报.此举值得我国学习,消除报告人短时间内难以确定是是否属于 行为的顾虑,也更符合客观实际. 机关、学校、儿童保护机构等相关单位可以借助热线电话、网站等传统媒介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介,设置求助版块,便于受害儿童和报告人及时报告.建立保密制度,为报告人保守秘密,不向外界透露报告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报告人身安全,确保其不因告发而遭受伤害和损失,消除其顾虑.对于非家庭成员关系的报告人,可以适当给予一定物质或精神奖励,激发其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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