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后伤痕时代的伤痕写作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伤痕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伤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卢新华在后伤痕时代的伤痕写作,本文以《伤魂》为个案,结合其创作历程,在叙事层面上采用嵌套叙事,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两个时间的叙述者展开对话；在受述者上以个人命运变迁为主体线索而展开；在个体生命的显叙事之下还有个人疯癫的狂人式叙事来揭示其复杂性与丰富性.
关键词：伤魂 叙事分层 个体生命 疯癫叙事
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发端于卢新华的同名小说《伤痕》,自从小说《伤痕》发表后,作者卢新华成为当时文学界轰动一时的人物,引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悲惨记忆叙述和对于“”反革命集团的揭批,由此开启新时期文学的拨乱反正和对于以往历史的平反和修复工作,其创始性意义不言而喻.但是随着对于伤痕书写的落幕,《伤痕》作者卢新华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对于其以后的文学作品评论和研究锐减,本文拟对其《伤魂》中的写作,来展开与《伤痕》叙事的对话,从作者在新世纪以来对于记忆叙事的新文本来对其创作做出一番整体性审视和评价,特别是对于其后伤痕时代的书写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更为全面完整地把握其创作实践和写作历程,推动人们对于卢新华小说的认识水平.
在写完《伤痕》之后,这位作家爆得大名,甚至在访谈中坦言自己因小说可以进入共青团工作,但是他放弃了国内的优厚待遇,出国接受人生的历练,由于在美国境遇不佳,长期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奔波,所以一度停止了文学创作,除了一本由其编著,浙江文艺出版的《森林之梦》收录其早年的作品以外,时隔多年之后,2004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紫禁女》,此外就是201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伤魂》.
笔者试图以《伤魂》为例,来探析卢新华在后伤痕时代对于个人记忆中伤痕的叙事,从而对于其叙事的基本逻辑进一步予以关照,把握历史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复杂纠葛关系的内在里路.
一、叙事分层中叙述“伤痕”记忆的对话机制
在小说中,叙事者以第一人称的回忆口吻,追忆我与龚合国“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人生历程.在隐含作者层面“有时命运真的是难以捉摸”的无常感和偶然性之外,重要的在于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中叙事者“我”的不断对话和多重面向的叙事者塑造,在这种过去时空和现在时空的对话和参照之下,我们获得一种游动的叙事视角,对于作者对官场中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有了更好的了解,“他希望小说中触及到的权谋文化的泛滥能够真正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叙事者在现在已经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记者和有钱商人,自然不会再耿耿于怀“龚合国”早年对自己的打压,但是“我这位冤家的魂儿似乎又缠上了我”,尽管有今日的成功使得共享对比之下相形见绌,但是青春年少的记忆仍然会不断出现,对于创伤性记忆不断回避和修复,加工与遮蔽,极力回忆造成的痛苦与不愿回忆和好奇放不下自己心事的矛盾纠结状态成为选择叙事分层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在叙事者的选择上,首先展示出受述者“我”在故事时间“年代”当兵时期与龚合国由朋友成为陌路人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其背后是良知与利益的较量.“人各有志”的叙事让我获得了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在现实利益层面却不如龚之投机钻营,如鱼得水.在叙事由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不断切换中,得以展开隐含作者的叙事观点“然而,世事难料”.站在受述者“我”的叙事立场,自然是一种义愤填膺,道德高标的叙事语气,但是也得承认“在部队,我是一个失败者,而冤家龚合国是一个胜利者”,在叙事时间不断的游艺之中,展现出和道德叙事的受述者不同的价值面向,从而使得文本向縱深处发展,由此展开不同叙事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并建立一种并未凝滞和定于一尊的流动多元的叙事,并由此出现众声喧哗的叙事者声音.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叙事者本来可以在叙事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的层面开始自己与龚之间的恩怨情仇,但是恰恰在此时,作者宕开一笔,把视线转移到当下,在同学聚会中和季怀成相遇,并由季开始讲述龚合国的人生故事,由前半的军队开始讲到转业以后的遭际,产生出另外的亚叙事层次,在外层的隐含作者叙事,到内部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再到季的第三人称外聚焦全知叙事的过程中,亚叙事结构中充分展现其客观性的叙事风格,在貌似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展示龚的一生后半段,并由此叙述“龚合国频道”的独特人生哲学.作者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分层次叙事,恰恰是要完成对于第一人称叙事的消解或者在更高层次的整合,使得真实性的叙事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换言之,还是要使得读者相信自己所叙述的真实可信任.在可信任的叙事者层面,采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笔墨：一处为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一处为第三人称全知叙事.
众所周知,第一人称叙事显得亲切可感,尤其文中阶级论的叙事使得作品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清晰,更加重了叙事的可信度.并且当叙事者和作为作品中人物的受述这场成为同一个人时,其可信性更为增强.对于作品来讲,“我”讲述“我”和龚在部队的相知相分.并由“我”作为受述者参与到故事进程中来,极大地提高故事的信任程度.并且在作品中展示出一个本着内心良知,不被周围黑暗世界所同化,和腐化堕落,耍弄特权的班长相对应的道德英雄形象.虽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到第四年才混上党票”,但是相比之下,在理想读者的心目中,占据道德高地,成为刚正不阿的清流形象.
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在于,“我”是作为叙事者出现的,掌握着整体的叙事进程,并且文本中的龚是在“我”的视野下成为被审视批判的对象,第一人称叙事的极大自由在亲切可感的同时,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不能不引起理想读者对于叙事真实性与否的怀疑.过分参与故事进程的受述者“我”固然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其讲述有真实性一面,但也难免会因为自己的道德叙事对于事件整体叙事产生新的遮蔽和压抑,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所以,我更关注的还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并期望能用自己的笔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尽一点绵薄之力”.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作者采用了分层叙事,对于故事时间中的“我”采用了一种贬抑性的叙述视角.“我在翻了人生的许多个筋斗,读了不少历史的典籍后,今天才稍稍悟出来”,对于年少的记忆进行一种修复术或者改写,以前不理解的渐渐理解了,除了塑造出“我”不断成长渐次成熟的性格嬗变的成长小说主题外,正是通过成年后的“我”对于年少时候的“我”的评论和超越,得以消解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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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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