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民国大学写作教育简析是关于民国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民国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2014年,北京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名为“先生教你写文章”的丛书,收录民国时期谈论写作的大量著作、文章,汇集为20册.丛书的作者,有梁启超、夏硏尊、胡怀琛、蒋伯潜、高语罕、孙?工、朱自清等20余位.这些人几乎都有大学任教的经历,有些还曾在大学开设写作课.而丛书所录作品,个别著作为大学国文教学或师范教育的产物,多数却是中学写作课程教本或辅导 读物,而与大学教育无关.其中原因,颇值做到玩味和深思.
民国时期,现代高等教育与现代学术几乎同步发生发展.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和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精英荟萃,同时承担教育与学术的双重责任,二者关系紧密,民国学术经典往往直接或间接产生于大学教育.而作为民国“先生”们的写作教育经典著作之丛集,“先生教你写文章”系列,却鲜有出自大学授课的著作,则暗中显示了一种可能———与中学教育不同,民国大学写作教育没有产生较多著作形态的学术性成果；再往下探寻,则是：民国大学写作教学作为高等教育活动,有别于其他学科,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
“挤进”大学教育体系的写作课程
清末至民初,随着八股取士和科举制的相继废止,传统写作教育失去存在的土壤而展现了重大转变：由文言体式到语体白话,由功名文章到实用写作,由混沌一块到层级分明,由面传、心授到课堂开讲等初级和中级学堂很快完成转型,崇尚日常实用的写作教学作为国文课（后改为国语课）的一部分逐渐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与之相比,处于现代教育顶端的大学,其写作教育转型则要复杂做到多.
清末（1904年）推行的“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设立分科大学,为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章程》有两处内容关乎大学写作：一是规定高等学堂（界于中等学堂与大学堂之间,类似后来之预科）所有学生均需于三年中修习“中国文学”,练习各体文字,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从课程性质、呈现形式和讲授内容看,明显是中等学堂的延续；二是虽未在中国文学门（后来之科系）设专门写作课,但诸如“中国文学研究法”一类必修课程实际涵盖了写作研究的内容.可见,现代中国最初的大学教育制度设计,就显示了一种倾向：大学与中等学校在写作教育上的衔接,是通过高等学堂这样预科性质的教育亦即一种“前大学教育”实现的；大学阶段的写作教学则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学学科,成为大学文学专业教育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1912—1913年）推行的“壬子癸丑学制”,是我国正式实施的第一个现代学制,其中《大学令》和《大学规程》等文件并未具体规定大学开设专门的写作课,写作教育仍作为中国文学门某些课程的一部分而存在———文学研究法、文章学是关涉写作较多的课程；预科中有“国文”课,可以容纳写作内容.此种状况延续至1922年.
1922年11月,《学校系统改革案》颁布,实行“壬戌学制”.这是民国时期对教育系统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实际实施直到1949年.其对写作教育的影响是：预科取消,预科所设的写作教育结束,这就在客观上阻断了全体学生在中学后接受写作教育的必然渠道；而“选科制”在大学推行,打破了学校统一设课的局面：学生自主性增强,可结合个人兴趣选修部分课程,就为增设新课提供了条件,教员可结合学术专长开设选修课,各学科课程数量因此较快增加.大学写作不再受制于国文系固有的课程安排,不再只能“缩编”于其他课程.新近进入大学任教的新文学作家们纷纷展其所长开设写作课.一时间写作课频频出现于中国文学系选修课目中.如沈从文与孙?工合作,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开设“小说习作”课,俞平伯在清华大学开设“词的习作”,孙席珍在中国大学开设“文艺习作”,汪静之在上海暨南大学开设“小说通论”,都集中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但明显可见,这些课教的都是“文艺写作”,而非通用写作.
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新的《大学规程》,将党义、国文、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国文列为共同必修课目.据此新设的大学国文课,一直在经典和文化训练还是写作训练两方面之间徘徊.一般的做法,是以文章选编讲读形式为主———多数大学国文教材即是文选型的.这种授课形式,虽也可为学生写作提供范例,但重点在文章仪轨示范甚至文化经典传承,并不直接授以写作之法,实际上将具体翔实的写作训练和指导排除在外.也有一些学校或教员会排出一定时间和精力,力图加进具体的写作指导或写作训练内容.如20世纪30年代初,交通大学就因施行不力,专聘陈柱为系主任来主持课程,力图结合专业特点,提升学生的“文字表现”能力.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亲自督责国文课,要求学生修课期间每一两周写一篇浅近文言文作文,课上当堂交卷,教师须批改讲评,并择优公开展览.燕京的大学国文也将课程重心落在作文技巧训练,教员郭绍虞有针对性地编写了一套教材：《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在应用上,《学文示例》当然与作文有关系,而《近代文编》以体分类,也正是为作文的帮助.所读即所作.”（《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1938、1939两年,郭绍虞等教员还费不少心力,经过“学生作业的整理”编成《作文摘谬实例》一书.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国文系学生汪曾祺忆及诸多文学异彩纷呈的授课（联大规定“大一国文”是全校必修课,因此该校国文系也开此课,为仅有之例）,物理系的杨振宁谈到的也是学了很多“文史知识”.另一方面,汪曾祺也说到联大的“大一国文”课由两位教员分别教课文和教作文；历史系学生方龄贵回忆说“浦江清先生兼指导并批阅我们的作文,记做到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我的故乡’”；哲学系学生张世英说“在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堂上,我第一次用白话文写文章”.联大规定修课学生每两周作文一次.20世纪40年代初,教育部颁布《大学国文选目》及据此编写大学国文教材时,拟定四条教学目标,其二即是“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但是总的来说,其时“一般学校对于国文偏重讲解阅读,作文在名义上两周有一次,实际上往往一学期只作几次.学生敷衍塞责,教授也不能细心批改”（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直到1949年春天,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着手改革大一国文课程时,还提出改进作文教学的问题.可见,这样涵纳于国文课中的写作教学,既有成绩,也还难于使各方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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