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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生折割”,官方将之视为对封建帝国安全的威胁,而民间视之为对乡村生活模式的破坏.法律的禁止,有利于政府打击这种犯罪行为,但某种程度上也催生了谣言的产生.
采生折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法律概念,字面意思是“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也”,未经同意就摘取活人器官,这当然是一种犯罪,即使是在清朝,这也会重判.但是,这种法律禁止的事情,在历史上不但真实地发生过,在法律禁止之后,也成为谣言产生的素材.
从事实到法律
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采生折割这样的事情.
据史料记载,宋代湖广一代流行杀人祭鬼的风俗.《宋会要辑稿》中有一个故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八月二十七日,峡州长杨县民向祚和兄收取了当地富人十贯钱,从事“采生”活动,其目的是杀人祭鬼.两人合谋杀死了县民李祈的女儿,“割截耳鼻,断支节以和富人”.又有记载说：“湖外风俗,佣人祭鬼,每以小儿妇女生剔眼目,截取耳鼻,埋之深井,沃以沸汤,糜烂肌肤,靡所不至.”这实际上为的是偷窃小儿妇女贩卖人口获利.
针对妇女儿童下手,以现代人的眼光,这是无比残忍的行为.但是在人类古代史上,这样的暴力世界各国莫不如是.到了元代,采生之风仍然盛行,在湖南常德和澧县地区就多有采生祭鬼、蛊毒杀人之家,峡州路（湖北宜昌）也有采生蛊毒的事发生.《元典章》的一篇文章中特意指出两湖地区采生祭鬼几成风气“士人每遇到闰岁,纠合凶愚,潜伏草莽,采取生人,非理屠戮.彩画邪鬼,买觅师巫祭赛,名曰采生.所祭之神,能使猖鬼,但有求索,不劳而得”.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了一个故事,元朝至正二年,巫师王万里在陕西兴元学到了采生的方法,并花钱从一个术士手里买下了两个可以用“采生术”役使的奴人,加上后来又收服了一个名叫月西的女子,王万里共拥有三个经采生后供役使的“奴隶”.
从以上故事可以看出,在清代以前,采生类似于一种巫术.术士们对妇女儿童下手,并非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有祭祀、求法等目的,背后往往也有富人支持.这种行为,很早以前就引起政府的注意,《唐律》中就设有禁止“肢解”人体的条款,将之视为一种针对受害人灵魂的罪行.到了元代,采生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甚至威胁到基层社区的秩序,以至于在明代以后不得不列入国家重典予以严惩.到了清朝,对采生现象的处罚规定更加细密,据《大清律例增修统篡集成》第26卷《刑律人命》的解释,“采生折割”被正式判定为一种巫术行为,并成为固定的刑律的用语——在法律的意义上,这已经是一种罪名.
对“采生折割”的恐惧,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不同的反应,官方更多把它视为对帝国整体安全的威胁,而民间更容易把它看做是对乡村生活正常模式的破坏.法律的禁止,当然有利于地方政府出面打击这种犯罪行为.但是,法律的禁止,某种程度上也催生了谣言的产生.采生折割是可怕的行为,是要受制裁的行为,这就决定了会有一些人为了特殊的目的,有意无意会编造这样的事件.
谣言的制作
史料显示,1870年6月6日,天津官府自称捕到由静海诱拐孩童来津的张拴、郭拐二人.二人供认用药迷拐儿童,可是是否以幼童身体为配药z方,没有确凿的证据.天津知府张光藻会同知县刘杰复审后贴出的告示,措辞非常暧昧,“风闻该犯,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告示中竟然使用“风闻”这样的词,说明告示上的种种恐怖行为并非由二犯招供所得,而是纯粹出于猜测.事实上,这张拴、郭拐二人,名字很像是编造的,拴和拐这样的字,很少被人用作名字,而他们不但以此命名,正好还做了拐卖儿童的勾当,是不是太巧了?
这样的告示,看起来有点像谣言.1870年的清朝,已经被迫逐渐向外国开放,来华的传教士越来越多,而不少传教士同时又是医生.最著名的传教士李提库太（后曾创办山西大学）就是1869年来到烟台,他有相当高明的医术.医术以及西方刚研发的速效药（消炎、退烧）,往往是传教士吸引中国民众的手段.中国乡土社会这种“熟人社会”,来了完全陌生的闯入者.这些外来者引发了当地人的恐慌及警惕,也是理所当然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采割”的传言被逐渐和外国人联系起来.
光绪十九年（1893）年,河南彰德一带开始出现一份揭贴（地方政府张贴的公告、启事）,描述了一位从事“采割”的歹徒,“装扮如乞丐状,于村中见小儿,以手摸其面,小儿跟随伊走”,到目的地后“卖于洋人,将小儿倒悬半天,即挖眼睛,取其心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山东巡抚李秉恒奏报,金乡县破获“采割”案,案犯身份是一名四处流动的医生,“因生意淡薄,贫苦难度,独自起意迷拐幼孩,希图采割配药,给人治病渔利.”
这样的揭帖中,洋人、医生这样的词频繁出现,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外”特征.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已经在很多地方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些谣言经过官方以告示的形式确认,为义和团的反教行动提供了依据.在天津,有不少教民被当做拐犯扭送到县衙,有的甚至被打伤.在官方呈报的文书中,也往往对案情肆意渲染,叙述得活像一个个恐怖故事.在华阳教案发生后,四川总督刘秉璋在致总署电中把福音堂塑造成了一个恐怖害人之所,电文中说,在那里发现一个被迷惑的男童,鼻内有黑药,周身绵软,口不能言,当用凉水将药洗去后,洒水进喉,才稍微清醒,却仍不能说话,只能写字,“据写称十三岁,名黄廷福,油店生理,洋人将伊扯进福音堂,两手捆吊,口鼻内洒以黑末药,遂不能言”,然后用洋铁匣装藏于地板之内,又说洋铁匣内有大小骨头十六块.
这样的“谣言”也并非是凭空编造,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当时普通中国人分不清育婴堂、医馆和教堂的区别,而这些场所又往往都是封闭的,在民众心中非常神秘.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确实是和幼儿有关,而当时新开的西医馆,在馆内看病,也和中医的家访式治疗完全不同,而医生所穿的白大褂,也完全不同于中医大夫的行头.洋人所建的育婴堂、孤儿院,都遵守保密制度,或者是幽闭状态,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惯例,本地人办的孤儿院要由院长将收容儿童的情况向地方官一一说明;儿童的父母可以同儿童见面,如果父母愿意的话,他也可以将儿童重新带回家.但是在当时洋人所办的孤儿院,不允许访问见面,父母也不能将其带回,任何人也不能带走收养.虽然证明没有什么挖眼剖心一类的事,但由于孤儿院管理所采用的保密形式,人们还是疑窦重重.可见,空间的“公开性”和亲属的介入是消除怀疑的重要办法.育婴堂从陌生化的空间状态,向中国乡土“熟人社会”的渗透,需要得到官方和普通乡民包括最亲近家属的多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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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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