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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是瑞典人,生于1865年.少年时,目睹瑞典极地探险家诺登舍尔载誉归来的盛况,兴起“大丈夫当如是”的念头.机缘凑巧,诺贝尔投资俄国中亚巴库油田,当地一位工程师想为儿子聘请家教,赫定得到了这份合同.第二年也就是1886年春天,合同期满,赫定南下做纵贯波斯的旅行,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终生事业方向由此确定.此后长时间的探险生活,甚至使他无暇娶妻.他说：我已和中国结婚.
两项成绩使赫定名满天下.一个是发现楼兰古城,一个是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当然这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事实上当地人早就知道废墟的存在,而藏族千百年来在西藏生活,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也是再熟悉不过.赫定的成绩,是通过精确的描述,把它们纳入西方知识体系.赫定因此成为世界级偶像,激励了包括斯坦因等一批人步其后尘(当然我们中国人对他们另有看法).在一次宴会上,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赫定的介绍者说：“你该不是说,这就是那个赫定吧?”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领袖以结交赫定为荣.英国驻印度总督寇仁勋爵亦曾允诺提供一切条件帮助赫定探险西藏,可惜旋即去职,而英国政府的态度马上完全转变,禁止赫定从印度入藏,后者只得绕道克什米尔.
谈到赫定结交各国政要,可以讲一个小插曲.1897年春天,赫定结束在南疆和藏北的探险,取陆路到达北京,受到李鸿章接见.席间赫定向李鸿章介绍自己的国家如何富足,李评论道：那我要建议沙皇赶快占领瑞典.当李鸿章询问为何探险的时候,赫定终于得到报复的机会：为瑞典国王探查有没有可供占领的省份.
虽然是开玩笑,当时的标准语境的确如此.
赫定活了87岁,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语境的变迁——从殖义到合作与交流.1926年,赫定以6l岁高龄再赴新疆,不过这回不再是探险,而是科学考察,背后还有南京国民政府支持,这与当年他数次从西藏被押解出境简直是天壤之别.
如果不是语境的变化,赫定的履历表不可能到晚年还会奇峰突起.在获得南京政府信任的前一年,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1925年,赫定出版了诸多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我的探险生涯》,作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该书结尾,赫定表示,自己已经不能理解世事纷纭变化万端.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至于未来的余生如何发展,且看全能的上帝摆布吧！”
但是,上帝似乎还不想抛弃这位老先生.至少在探险领域,上帝想要抛弃的是“欧洲人”,同时确立一个新的标准——人.看来赫定还可以胜任新的标准.最后在新疆的几年,赫定率领“多国部队”(包括中国科学家)以纯粹科学考察的面目出现,努力克制除了欧洲人都不是人的意识.这是他被允许继续在中国活动的前提条件.在他以前的书里,则充斥着“欧洲人”的字样；他的每一项发现,也全都基于“欧洲人”的立场——“在我之前,还从来没有欧洲人到达这里”——类似描述在《我的探险生涯》中比比皆是.
同时,在《我的探险生涯》中,也可以找到中国主权意识觉醒的证据.赫定最早进入中国是1890年底,抵达新疆西部一个有中国驻军的边境据点.当晚,驻军统领柯安前来拜访赫定并致赠礼物.这个细节表明,当时中国人还没有现代边界意识,至少不认为赫定属于非法越境,而把他当作正常客人对待.但是到1906年的时候,赫定筹划第三次入藏,印度政府建议他申请中国护照.后来赫定从中国驻伦敦公使(当时中国与瑞典没有外交关系)那里拿到了前往新疆的护照.由于当时西藏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赫定便谎称要去新疆.
赫定自认为是一个信守诺言的绅士,但似乎只是对具体的人而言.欺骗一个国家,并未使他良心不安.对于中国主权的尊重,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把他归于殖义探险家并不算冤枉,尽管看起来这个人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如果他在书中总能保持诚实的话).
当时赫定的确没把中国护照放在眼里,甚至打算一烧了之.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这本护照基本上都压箱底了.行踪暴露后,西藏地方官员照例对他进行阻拦,但从没有怀疑他是否非法入境,更不曾要求验看护照.这说明当时中国虽已表面上接受国际规则,但并不能推行到基层政权.在地方上,还是老办法.赫定的护照只发生过一次效用,班禅因此确认他是客人,决定接见他.护照的概念,及于班禅的身边人而止.
赫定探险新疆和西藏,最主要的动力是那里的很多地方还“从来没有西方人去过”,他想做“第一个西方人”.我在前边说过了,这是一种偏见,但也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把人类的知识进行西方式的精确描述.如果没有赫定,也许楼兰古城的命运就是永远沉睡地下.
赫定想做“第一个”的念头近乎偏执.例如,当他听说英国人杨赫斯本已经率兵打进拉萨之后,遂对这座魂牵梦萦的圣城掉头不顾.他最得意的是弄清楚了外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地理状况,填补了“地图(欧洲版)上的空白”.为此他斤斤计较于“外喜马拉雅”(西藏冈底斯山脉)的命名权,对于支持他观点的学者和探险家感激不尽.换句话说,赫定数十年探险生涯的动力是追求荣誉,探求知识的渴望倒还在其次.
在《我的探险生涯》中,赫定都是从西部进入中国,前两次是翻越帕米尔高原,后两次通过克什米尔.返回的路线比较多,除了走原路,一次是从北京向北穿过蒙古经西伯利亚回国,还有一次是直接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回到印度.除了走蒙古那次,这些路程都非常艰险,如果不是久经考验,仅高山反应就不容易对付.赫定本人一开始也有高山反应.一旦穿过这些山口走出中国,很快就会进入气候宜人的地区.只有像赫定这种自讨苦吃的人,才愿意一趟趟往回走.
赫定的探险表明(或者说再次证明),就新疆和西藏而言,从外部进入要远比从内地到达困难得多.喜马拉雅山的几个山口也许是例外,但那只是针对和平商旅而言,一旦发生战事,守住少数几个山口,喜马拉雅是不可逾越的,尤其在双方武力对等的情况下.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翻越喜马拉雅成功入侵西藏(只有英国人杨赫斯本在1904年做到这一点,盖因他的武力优势太过明显.此前或许廓尔喀人也算一次,但旋即被击退,而他们本身也是山地民族).相反,从内地进藏尽管路途遥远,但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天险,清军曾经多次成功进藏就可证明,更不论日后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的险峻,在于面对境外的那一边,其地形面对内地则呈缓降之势(这只是相对而言,总的来讲,青藏高原完全可以用“拔地而起”来形容,这在四川西部也表现得很明显).
新疆的情况更是这样.从地形上说,它向内地是敞开的,河西走廊自然连接新疆的罗布泊地区.但是面对外界,除了西部的伊犁河谷,皆是崇山峻岭,只有少数几个山口与外界沟通.古代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高山反应,也是在那里体验的.帖木耳曾于1405年从中亚撤马尔罕出发,试图征服中国,旋即病死途中.幸亏他来不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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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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