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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初年,朱元璋废行省罢丞相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激变.朱元璋在实现高度集权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中枢决策低效的矛盾,但他仍以祖制的形式将这种政治体制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代内阁政治的产生,就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难题.但内阁政治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的界限固定下来,相反,还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表达与宦官政治的异化.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
关键词：内阁;集权与效率;政治文化;明代
作者简介：王剑,男,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史研究;李忠远,男,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结构失缺与晚明辽东社会控制研究”,项目编号：11BZS028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154-10
在有明一代的政治变动中,洪武朝无疑是最为剧烈的时期.说它剧烈不仅仅是因为明朝初创,各种制度与机构经历了从旧元到明朝的承继与变革,还因为洪武十三年（1380）废中书省罢丞相、军政体制的改革以及与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而引发的政治激变.从性质上说,从旧元到新朝的承继与变革属改元更化,而洪武十三年前后的政治激变属于王朝体制内的改革.不过,无论怎样变,相较于唐宋以来的政治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变化趋势来说,洪武时期的政治变动属于传统范畴内的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分权制衡的运行机制.明初政治变动的机缘是对旧元体制承继后的反动,本来这种反动也应该例属正常,但不正常的是明太祖将废相后的权力分流格局以祖制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严令后世嗣君及臣僚不得更改,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的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1]（P8）.
不过,终洪武一朝,朱元璋极勤于理政,这多少说明罢相后体制的矛盾在朱元璋时代为他的勤政所弥补而并未真正地体现出来,而且朱元璋对四辅官制尝试的失败和让殿阁学士参预议政,表明洪武时代通过罢相而实现的高度集权与事无巨细均要由皇权独断的决策低效率之间是一种难求的平衡.朱元璋工蜂般勤政的理政方式对后世嗣君来说是不可复制的,也是没有制度保障的.因此,既要保持皇权的绝对高度集中,又要解决决策低效的矛盾,这在洪武时代并没有通过制度变革的方式得到完成和实现,但它为后世嗣君的政治变革指明了方向并预留了空间.[2]明代的内阁体制的产生和发展就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与路径.相比之下,朱元璋在废相后的理政方式和中枢决策体制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在永乐以后的内阁体制下,明代君权表达的肆意性、宦官政治的发展无不与之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
一、政治变动中内阁体制的界限
明代内阁的产生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它是在明初废相后,中枢决策难以平衡集权与效率的矛盾,在靖难之役结束之时新君佐助无人的特殊情况下产生的,这让明代的内阁从产生之时起,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体制界限,它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成为明代以降的史家很难说清道明的历史难题.而明代内阁的每一个发展,可以说都是在偶然事件中促成的,它们并没有让内阁的地位明朗起来,相反,所谓的定型,却成了皇权肆意表达和宦官势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洪武时代的废相到四辅官的旋设旋废,朱元璋虽然实现废相后的绝对集权,但他却身陷朝廷内外事无巨细的决策都必须亲力亲为的窘境,也就是说,他实现了集权却牺牲了整个朝廷的决策效率,这种难求的平衡,让他“念密勿论思不可无人”[3]（P3944）的想法与实际需要的矛盾越发迫切,这意味着朱元璋时代尝试解决这个矛盾的努力不会就此而止.就在四辅官之制行将废止之时,朱元璋命“法司论囚,拟律奏闻”前,要“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覆奏论决”.[4]（卷139,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丑条,P2194）法司论囚本只要依律拟处就可以了,很显然对重大的有疑问的律案,“会议平允”的结果,总比以前那种仅依据于某个四辅官的“论思”要更加公允可靠,朱元璋用几个机构的官员共同“会议平允”,一改自大明立国以来或依赖于丞相个人或某个四辅官论政的情形,特别是这些“会议平允”的“共论”还要成为他们向皇帝“拟律奏闻”的初步意见,这种尝试显然是十分有助于朱元璋提高理政效率的.
很明显,朱元璋处理的政务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法司论囚”一个领域,诸司衙门涉及各类政事的繁芜章奏,朱元璋仍会寻求他们考驳平允.因此,他很快“命翰林院编修、检讨、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赞读考驳诸司奏启以闻”,将翰林官帮他考驳平允章奏的范围从“法司论囚”扩大到对诸司衙门的所有事务,翰林官们考驳诸司奏启以后需向皇帝报闻.平允章奏范围的扩大,不可能再需要像此前的由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几方的会议平允,从“会议平允”到每个翰林官独自考驳或平允,特别是“平允则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4]（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丁巳条,P2209）,这样的让某官列书其名的做法,既是对他们是否尽心考驳平允章奏的考评与监督,也能极大地提高处理章奏的效率,进而在报闻皇帝以后有助于提高皇帝对诸司章奏的处理效率.
那么,在诸司所奏事类中有难以定夺者又怎么办呢?洪武十五年（1382）底,朱元璋在让翰林们帮助他考驳平允章奏的基础上,仿宋制置殿阁学士备顾问.“所谓顾问,大率咨询理道,商榷政务,评骘经史,而使之援据古今以对.”[5]（卷8,《备顾问》）与一般翰林官考驳平允诸司章奏不同,这些备顾问的殿阁学士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特别的.这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多为学者们所忽视.殿阁学士们备顾问应该不像一般翰林官那样有可能相对固定的“会议”场所.“特侍左右备顾问”,肯定是御前随时随地随机随事地备顾问,这也与朱元璋勤于理政、勤于问学、问礼,时常召对、时常与臣僚宴游等问政方式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殿阁学士们的顾问又为他在处理棘手问题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或决策上的支持,这也有助于他提高理政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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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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