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科举制中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其影响是关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云石:地缘政治中国系列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 以设立进士科选拔政治人才为核心科举制度在明代臻于完善.文章介绍了明代以前科举制度在地缘政治利益分配上的历史沿革,阐述了明代“南北榜事件”及南北分卷制的建立,分析了科举制南北分卷的形成和地缘政治利益分配的内在关联：政治人才作为出生地域利益的代表者和作为 政府行政官僚这两种身份的并存是科举制下政治人才的基本属性；地域属性对于地方群体而言意味着潜在实际利益的归属；比例将直接关系每一个地方个体的政治利益；这一调整和再分配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地缘政治利益再分配的一部分.概括了明代南北分卷制中地缘政治利益博弈的特点.认为以“中庸”的实用主义方式处理人才选拔中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依然是 政府的常用政治思维.
【关键词】 明代科举制；地缘政治利益；南北分卷制；博弈
一、明代以前科举制度在地缘政治利益分配上的历史沿革
1、隋唐时期,在科举制度创设之初的隋代,由于各科每年录取的秀才人数都很少,且制度还不完善,所以其科举尚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唐代是中国科举发展史上的早期,当时的科举中第人物是北方士人占绝对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关陇本位”政策对唐代选任的官员籍贯地理分布的影响.这里所谓关陇集团又称关陇六镇集团,最早由陈寅恪先生提出,用以解释唐代的政治特点,这一政策倾斜加之当时关陇地区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开科举士的秀才中少见南方人也是情理之中.[1]
2、兩宋时期,由于宋太祖曾亲自手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宰相寇准也曾经以“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之名取消南方人的状元资格,明目张胆地进行地域歧视.[2]同时在解额的比例分配上各州各郡的固定解额分配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所谓解额即士人通过解试（亦即明清时期的乡试）之后获得解送礼部参加会试的名额.有学者计算过北宋嘉佑年间不同地区中举的比例,开封府登科比例达到1：4,而广南东路的登科比例却仅有1：42.[3]可见其差别之大.
3、及至元代,科举制本身的确立就几经争议,直至元代中期方才确立.同时基于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四等划分的民族歧视国策,科举制度也明确地以种族差别对待的设计而确立下来,具体表现在人口基数庞大的汉人、南人登科的配额和人口很少的蒙古人色目人相同,而考试难度上对汉人、南人的要求也远远高于蒙古人、色目人.[4]
二、明代“南北榜事件”及南北分卷制的建立
1.南北榜事件的历史背景
一般认为,唐宋以降无休止的战乱给中国北方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安定,经济凋敝,人民流亡,人口下降导致了文化发生了大滑坡.而南方较为稳定,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带来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和社会因素乃是导致南北方的文化资源存量在客观上有着巨大的差距的决定性原因.
明初南北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既有客观的历史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根于不同地域人群内生的能力气质的差异,顾炎武认为：“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况又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5]鲁迅也曾先生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其实这种差异本身无可厚非,也绝不能因此决定某一地区人民的优劣性,但是如果体现在科举上,南方人却很容易通过这一人才选拔方式在科举中拔得头筹,并继而在 攫取更多政治职位和实际利益.
明朝建国之初,“会试之额,国初无定”,“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在这样的科举制度设计下,南方举子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应试优势便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在这条件下,即使是发生进士配额全部归入南方举子的极端情况也是不足为奇的.
2、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之争”
朱元璋在此次事件中发难的原因在于该年丁丑科（1397年）会试和往年有所不同,“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倧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就是说入格的五十一名进士都是南方人,北方举人全部落第.这就引起了北方举人们的强烈不满,声言“三吾南人,私其乡”[6]朱元璋闻讯后派人复查,复查结果维持原榜.此时有人上疏,告发复查官张信等人和刘三吾在暗中勾结,以“陋卷进呈”皇帝,肆行欺骗.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刘三吾革职充军,张信等人论死.随即,朱元璋亲自阅卷,钦定了六十一人为进士,全部为北方人.这就是明初轰动一时的“南北榜之争”,也称“春夏榜之争”.这次事件可以看作是南北卷制度的滥觞.
3、“南北榜之争”后南北分卷的逐步落实和具体政策的多轮调整
“南北榜之争”及朱元璋对此次时间的处理结果就当时而言,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因明太祖的去世此次事件并没有被上升到进行“南北分卷”制度设计的操作层面,故“讫永乐年间,未尝分地而取”.直至明仁宗洪熙元年,杨士奇向皇帝以“长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为据建议采取“取士之额,南人十六（十分之六）,北人十四（十分之四）”的政策,并最终得到了批准,南北分卷才上升了具体实际操作的层面.[7]
在“宣德、正统间”,又确立了“分为南北中卷,以白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这一具体的进士配额比例.
景泰初年,代宗一度接受了巡抚直隶大理寺左丞李奎“不拘多寡取中......庶有学之士不为定额所拘”的意见,恢复了永乐旧制,但迅速遭到了官员的强烈反对,于是在景泰五年的会试中又恢复了南北中分卷制.
成化二十二年,万安当国,为照顾家乡四川曾一度提高中卷的录取数量,但最终以“复从旧制”告吹.正德三年,当权太监刘瑾为了偏私家乡山西而拆分中卷配额大量并入了北卷,他 后,终是“旋复其旧”.
三、科举制南北分卷的形成和地缘政治利益分配的内在关联
本意在于公平拔擢政治人才的科举制度,在不同地域政治人才的选拔上之所以会走向采取硬性的地域比例配额制,刨除特定时期朝廷内部派系权力倾轧需要和特定政治精英的心理偏好等偶发的特殊性因素,其根本原因应还从地缘政治利益分配的视阈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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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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