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精准扶贫为导向的综合型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是关于本文可作为金融体系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金融体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在普惠金融上做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提出了相当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何既实现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又实现其商业可持续性的问题尤其重要.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普惠金融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历程和国际经验,剖析海南省农信社在“一小通”的探索,提炼其有利于我国建设综合型普惠金融体系的带规律性的经验.
[关键词]精准扶贫；综合型；普惠金融体系；普惠性；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4-0120-10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强调金融服务覆盖的广度,是与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相对的概念[1].“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被定义为“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2].在我国,通常把普惠金融定位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3].十八大后,决策层将“发展普惠金融”列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实践出发,普惠金融要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发挥金融部门的有效作用,而且需要获得其他部门的有效扶持,形成综合型普惠金融体系.这也是尤努斯探索的格莱珉模式的核心所在.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在普惠金融上做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海南省农信社“一小通”探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本文将在综述普惠金融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各相关经济社会部门在普惠金融体系发展中的作用,剖析海南农信社案例经验,提出以精准扶贫为导向的综合型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建议.
一、综合型普惠金融：国内外研究简要述评
(一)对普惠金融工具的讨论
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发展方向,但小额信贷的社会价值仍然颇受争议：在个体层面,Todd（1992）通过对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用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小额信贷能提高孟加拉妇女在家庭财物决策中的影响力”；但在随后的中,Todd（1996）更换了问题,并怀疑先前的结论可能源于“调查者感到家庭应该表现的样子,而不是他们真的做了”；在群体层面,小额信贷的减贫作用也受到了质疑,Roodman（2012）在《微型金融》中提出,现有的随机抽样的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可靠,不同用途、应用结果、复杂因果关系网络以及客户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等四个因素,使小额信贷减贫作用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4]；在宏观政策层面,Mehrotra和Yetman（2014）在国际清算银行工作报告中使用跨国数据,检验了普惠金融对福利最大化货币政策的影响,证实普惠金融能够平滑消费波动[5]；但随后Mehrotra和Yetman（2015）又指出,如果普惠金融发展是由于过度的信贷增长或机构不受管制的快速扩张,那么普惠金融风险也会提高[6].
(二)对普惠金融发展方式的讨论
世界银行的Klapper（2012）对金融机构成年储户的贷款客户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不同区域和个体特点有明显不同,但各地普惠金融均面临高成本、地理距离以及缺少标准化文件的共同挑战[7]；尼日利亚央行研究人员Kama和Adigun （2013）比较了不同国家普惠金融实践经验,发现各地区普惠金融性质、形式和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发展普惠金融没有“通用之策”,各国需要根据本国环境制定普惠金融方案[8]；Chakrarty和Pal（2013）分析了印度1972-2009年的数据,发现社区银行在1977-1990年间对普惠金融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识别出了银行渗透和信贷可得性这两项普惠金融的政策目标[9]；Cámara和Did（2015）分析了秘鲁金融服务排斥的主要形式,结果表明,对于企业而言规章和教育是影响普惠金融障碍的显著因素,对于个体而言,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是影响普惠金融障碍的主要因素[10].茅于轼（2014）指出,由于“事实上如果没有特别关系,农民根本不可能从信用社借到钱”,甚至从农信社攫取资金的转贷行为都能够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应当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使慢慢回归成正常贷款[11]；高晓燕（2014）提出,由于存在一定的风险和难点,转制为村镇银行并非是小额贷款公司唯一的发展出路,鼓励协调和合作更有利于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12]；潘功胜（2015）认为,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关键是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顶层设计、创新普惠金融市场体系、完善普惠金融的组织体系、建立普惠金融政策保障体系和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13]；胡文涛（2015）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视角出发,认为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参与权、公平交易权和受教育权紧密相关[14]；杜晓山（2015）认为发展普惠金融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协调发展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15]；焦瑾璞（2015）提出,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支付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契合点,但移动支付自身又存在协调困难、消费者认同度低和商业模式选择困难等问题[16].
（三）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普惠金融研究
亚洲开发银行（2007）曾经提出包容性增长理论（inclusive growth）,从机会平等的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对经济增长的分享,但这一理论项中包容性金融观念仍然孤立于其他经济部门之外.随着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以及微型金融风险的爆发,近年来普惠金融的研究出现了综合性的倾向.在普惠金融的理论层面,徐少君（2013）结合地理经济学意义上金融排斥和发展经济学中的金融深化指标,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对包容性金融进行了学术探讨[17]；在政府干预的实践层面,张晓燕（2014）按照小额信贷机构是否凭社会组织身份得到税费减免,将普惠金融国际经验分为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二者在商业化运营以及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相似特征[18]；在普惠金融微观需求层面,世界银行（2015）在普惠金融指标问卷中加入了教育、收入、创业等非金融方面的考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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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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