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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提出“六经之言有大义焉”.“夫道者.有事之辞”等观点.明确表明了道对辞的依存性的语言哲学观.但他决不墨守成规、固守古人之道.在“奉常以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将古人之常道和现实的历史结合起来,在哲学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王夫之；语言哲学；六经；道；辞
亲身经历了王朝更迭的王夫之,通过深入的哲学反思.将民族危亡的根源归咎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理论失误,认为是他们背经离道的学术造成了“人道不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他说：“上古以还,典礼不修而天下大乱,皆此等启之也.可无辨哉！”因此,他倡导“当以王之政典为式,诛暴禁乱.惠此小民,使之和辑.”其意在即经求治国、除暴和安民之道.以扶民族之危难.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他提出了“六经之育有大义焉”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反对理学家的“凿空立说”.正是此种切时的思想使他和同时代的顾炎武、方以智等思想家一道.确立了“即经求道”的新哲学路向.
一、六经之言有大义焉
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他在《读通鉴论》(卷六)中说：“六经之盲有大义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韫于山,珠之函于渊.不可浅而获也.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所贵乎经义者,显其所藏,达其所推,辨其所异于异端,会其所同于百王,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而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斯焉尚矣.”在这段对六经及其所蕴含的“大义”的总论中,王夫之明确地阐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六经之肓有大义焉”.这种“大义”就是儒家圣贤之道.道之于六经之言,如玉石之藏于山,如宝珠之蕴于深渊.不可简单获取,必须通过对语言的深度诠释才足以发掘“六经”之大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道”关系在此又以新的方式得以重现.
基于上述的思想认识,王夫之在训诂中看重的是古经文字所蕴含的“大义”,他说：“《尚书》文义多难解了.然或错综成文,而有字则必有义.”他在《春秋家说》(卷中)中说：“善治《春秋》者,先大义后徽言.求诸大义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盲：求之大义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盲,则大义蚀.而党人之邪说进.故大义已昭,信圣人焉足矣,党人之言勿庸也.”这即是说,研究《春秋》首先应探求其中的“大义”,然后再求之微言,如此则邪说不起：如果舍却大义而求其微盲,必致圣人之“大义”失而邪说群起.明末柬书不观、不理时政的学风导致儒术衰微而空疏之学竞起,此即明证.
第二、六经之微盲大义,“不可浅而获也”.于六经之言明圣人之道,如于山中寻玉,于渊中取珠,何其难哉！王夫之提出读经要“反复讽诵,文义固有可通者.”除了反复诵经以会通“文义”的方法之外,王夫之还要求体道者应忘掉“成见”以显六经之道,他说：“万世不易之常经.通万变而随时得中,学者即未能至,而不恃其习成之见,知有未至之境,则可和适道,而所未至者,皆其可至者也.”不恃个人成见.乃知有未知之道.这段文字同时也说明了有“常经”但却无“常道”的道理,六经之道“和时偕变”,不可偏执.在王夫之看来,古经所涵之道是一个向后人敞开的无限的动态过程.读者要切合现实去理解其中的“大义”,做到“随时得中”,以切实用.
王夫之从道和器的关系上提出“尽器则道在其中”的体“道”方法,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故尽器难矣,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尽器”以求“一贯”就是多识多学的归纳法,而“天下唯器”,故王夫之发出“尽器难矣”的感叹.他在评价程子读史时说：“程子自读史,一字不遗.见人读史.则斥为‘玩物丧志’.‘玩物丧志’者,以学识为学识,而俟一贯于他日者也.若程子之读史,则一以贯乎所学所识也.若不会向‘一以贯之’上求人处,则学识徒为玩物.古人之学,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学识,后半截一贯,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程子之所以指责学生读史为“玩物丧志”是因为学生读书“以学识为学识”.不求其中一贯之道.程子读史能将所学贯通起来.学识之所以能贯通,其中自有精神(道)在,识其精神即为读书之目的和效果,故日“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
第三、六经之微言大义有修德安身、经邦制远之用.于六经求“大义”目的在于致用：“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小而言之,六经之道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大而言之,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法.他说：“《易》曰：‘修辞立其诚’,立诚以修辞,修辞而后诚可立也.”王夫之将涵道之辞和个人的德性修养联系起来.他不仅远绍《易》“修辞立其诚”之说.肯定“修辞”对人的德性的提升作用.而且进一步发展为“立诚以修辞”.“立诚以修辞”旨在强调具有“诚”的境界才可做到读经、解经不悖圣人之道、才能保证“经正”.所谓“故必约之以礼,皆以肃然之心临之,一节一目、一字一句.皆引归身心.求合于所志之大者,则博可弗,而礼元不在矣.等有志者勿惑焉,斯可和于博文之学”,说的就是“立诚以修辞”这个道理.同样,这也是他注重六经“大义”的原因,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已乱.尧舜之道,人皆可学.亦为之而已矣.”至于王者.除了个人的修德安身之外,还须治《春秋》,他说：“《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纲也.”意即《春秋》经中有经邦安国的王道在,是外王之所本.
尽管王夫之注重六经之言中蕴涵的“大义”,但并未因此而将语育简单地看作是经义的附庸.在文学理论中,他继承传统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以“文以言道”命题,将语言和形上之道连结起来.他在《读通鉴论》(卷十二)中说：“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违,下以尽己而不失,则其视文也莫有重焉.”君子之文所载即是天道.所言即是己之心志.是君子对天道的体认及其心志的统一.这里的“文”是指什么呢?他在《诗广传》(卷一)中说：“一色纯著之谓章,众色成采之谓文.章以同别,文以别同,道尽矣.”王夫之独拈一个“文”字,从其对“文”的定义可知“文”不限于六经.从他的著作来看,“文”也包括史类及前贤的涵道之作,经史并举是王夫之的一个特征.虽然王夫之称“众色成采之谓文”,但“文”决不包括佛、道之典籍.他说：“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可知王夫之所谓的“道”主要是指先儒之道统,而佛、道、法等不在其列.这一点和倡“三教合一”的方以智和偏重六经的顾炎武有很大不同.由于志趣相异.同时代的思想家所宗的典籍有所不一样.然其“六经之言有大义焉”及“文以言道”之说和顾炎武“经学即经学”和方以智“文章即性道”在即经求道、反对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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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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