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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1896年以南洋公学之名创建于上海,为近代中国新学勃兴之嚆矢.兴学强国,帆举浪涌,披荆斩棘,志在绝巅,其问世未久,即成为海外享有盛誉,国内具有领衔地位,理工管三足鼎立,“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一座工业大学.1921年命名交通大学后声誉尤著,是钱学森、张光斗、罗沛霖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读书与成长的摇篮.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学校亦曾走出白雅余、黄炎培、邹韬奋这样的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时代巨子.
在交通大学问世几近60年后,1955年上半年,中央做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30日当天,二办主任林枫就表示同意此件内容,并特别点出交大迁校问题,报请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审阅.陈毅4月2日作了批示,并送陈云副总理审核.4月7日,陈云副总理表示同意高教部党组意见,并请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四位书记处书记审阅后退周总理.这样就有七位中央领导人在短短几天内审阅了这个报告.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是年6月,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其中就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全党.
1956年8月10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交通大学来说,却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随着喧天的锣鼓声,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负行李,冒着酷暑,心情激动地会集在徐家汇车站,在上海人民群众热烈而依恋不舍的欢送中登上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掀起高潮.
交大迁校处于一个鼎新革故翻天覆地的时期,正值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历史阶段.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全国展开.而与此同时,朝鲜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台海形势依然十分紧张,东南沿海一带必须加紧备战,为此提出“沿海紧缩”的措施.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业大发展的奠基之作——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大多部署在内地,铁路新线建设的半数任务,以及工业投资的1/3安排在西部地区,加快开发和建设大西北逐渐形成热潮.
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它鲜明地揭示了西迁创业的主题.正如师生员工一步步深入理解和认识的那样,交通大学的西迁,绝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事件,更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层面上审时度势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以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为首的全校师生员工,把国家民族的要求与学校命运、个人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实际行动向祖国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接到中央指示的当天,迁校工作就已经开始部署.一个月后,西安新校选址即告完成,半年后全面展开施工,一年后新校舍就已经可以接纳师生员工了.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古城西安,借用当时最豪华的人民大厦举行了开学典礼.此时到达新校园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6000余人,而后续人员还在不断抵达,从上海每天有约150吨物资运抵西安.
彭康是交通大学西迁的核心人物.他准确领会中央精神,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既大力加强组织宣传工作,又充分发扬民主,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但出色地领导了整个西迁工作,更把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献给了西迁后的交大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任副校长的陈石英,1917年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即执交大教鞭,是德高望重的学校元老,历史变迁的见证人,对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不顾65岁高龄,毅然出任迁校委员会主任,前后数年奔波操劳,付出艰辛努力.苏庄原在高等教育部任副司长,迁校前夕调任交大副校长,一到校就在彭康领导下,具体组织开展迁校工作,1956年8月10日开往西安的专列即由他带队.张鸿副教务长在迁校大部队出发前20天,就已经先期到达西安新校安排教学任务,为9月份全校新生以及二年级学生在西安开学做好一切准备,并亲自承担数学大课教学.陈大燮教务长是迁校委员会副主任,在完成1956年招生任务后即前往西安开展工作.他在西安举行的首次开学典礼上说：我是交大西安、上海两个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的同学上好课.迁校后陈大燮、张鸿都挑起了副校长的担子,成为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卓越的领头人.任梦林总务长一接到迁校指示就前往北京请示具体事宜,继而到达西安担任建校总指挥,在选定校址、规划、征地、建设、搬迁、安置的整个过程中,付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为成功迁校提供了第一流的后勤保障,使西迁过程中的后勤工作成为交大人永久学习的典范.
人们用“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来概括交通大学西迁精神.这16个字镌刻在西行的逶迤征途上,是老一辈交大人用一腔热血写成的.
人们看到,始终走在交通大学西迁最前列的,正是那些声望高、影响大的老教授.65岁的程孝刚和钟兆琳先生同为一级教授、系主任,从跟随彭康校长踏勘新校址那天起,就认定了西迁这条路,是交大西迁最坚定的支持者.只是由于程先生所在的运输起重系根据实际需要,后来又从西安迁回了上海,且程先生被任命为上海部分的副校长,最后未能在西安工作,但他的精神已深深感染了全校.钟先生历来被称为天才型的教授,30年代即担任久负盛名的电机系主任,是钱学森在国内最钦敬的两位大师之一（另一位是陈石英）,也是开启我国电机制造业的工程巨子.但最令人感佩的,则是他高远的志向和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在当年日寇兵临交大校园的紧急关头,他为抢运出教学实验设备,最后一个撤出校园,险遭不测.年年大学生欢送会上他的一曲《毕业歌》,不知激励了多少交大学子！他虽然自幼生长在江浙,却对开发建设大西北极为热忱,双手赞成举校西迁.妻子卧病在床,他就一个人来西安,天天吃集体食堂,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电机实验室.动力机械系主任朱麟五,副主任张景贤、陈学俊,齐心协力忘我工作,发挥学术带头人作用,为交大搬来最完整的一个系.各专业学科的主要带头人,包括黄席椿、沈尚贤、严晙、陈季丹、周惠久、赵富鑫、殷大钧、朱公瑾、徐桂芳、孙成蟠、张寰镜、陆振国、吴之凤、吴有荣、江宏俊、徐桂芳、顾崇衔、张景贤等几十位教授,成为西迁的中坚力量,走在年轻人前头.不少先生去往西安前都不约而同做了一件事：廉价处理掉在上海的住房和资产,义无反顾,慷慨西行.多年后,江泽民同志曾专门提起这件事情,并为他的老师沈尚贤教授题词：“举家西迁高风尚,电子工业乃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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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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