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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西迁,于1940年初迁到遵义地区,分驻遵义、湄潭,历时6年半.奔波于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浙江大学广大师生亲历了国难流亡的痛苦,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他们不畏 ,在文化阵地上和国民党顽固派、三青团展开了斗争,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浙江大学在遵、湄期间的革命文化活动,是受党的影响及关怀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也是遵义地区抗战时期革命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各学生文化团体纷纷成立,在这块红军曾播下种子的地方如雨后春笋.除了“马列主义小组”（简称马列小组,在广西宜山成立时名为“拓荒社”）的 社团“黑白文艺社”“黎明歌唱队”以外,还有“铁犁剧团”“大家唱歌咏队”“回声歌咏队”“塔外画社”“质和能”等进步文化团体.各团体还办有壁报,学校的学生会也办了《生活壁报》,作为同学们自由发表言论的阵地.
“倒孔运动”
文化活动进入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置大批流落香港的 党派和文化界人士不顾,让其家属携洋狗、马桶、箱笼等乘专机撤离香港安抵重庆.消息传出,全国哗然.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校于次年1月6日首先举行了打倒孔祥熙的 游行.一周后,西南联大印发的关于倒孔消息的传单先后传到浙江大学的所在地遵义、湄潭、永兴.
遵义的浙江大学收到传单后,立即于晚间秘密贴在《生活壁报》上.学生们见后,互相传言,议论纷纷.很快,在《生活壁报》的墙上又贴出了好几篇倒孔文章,要求开大会,上街游行 ,点燃了浙江大学学生的怒火.连平时只顾埋头读书而少问政事的学生,以及一些三青团员也因反对孔祥熙的倒行逆施而被动员起来.
1月15日,遵义“马列主义小组”研究确立了倒孔运动的领导、中心及游行路线.在“黑白文艺社”成员集中居住的寝室里,同学们有的写标语,有的拟宣传稿,有的摘抄外地传单,有的刻蜡纸,有的油印传单.当晚,“马列小组”成员吴作和又组织六七人趁黑上街分发传单,把传单塞进各家店铺、住户.最远来到遵义城北郊汽车站,把传单标语贴到了汽车上.
1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由浙江大学校旗前引的学生队伍从何家巷校门口出发,竺可桢校长走在前头,女生队领先,沿大街向北到汽车站折回,再过“中正桥”到老城体育场宣读通电,历时2个小时.游行中,“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震撼古城遵义.一些中小学生和市民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游行途中,学生们或贴传单、写标语,或街头演说,受到市民的欢迎.有的市民受到感动而自发担负保护学生的任务.
浙江大学在湄潭的理学院和农学院以及在永兴的一年级学生也在酝酿“倒孔游行”.永兴学生贴出了“倒孔壁报”,于18日上午在江馆的天井里召开了声讨孔祥熙大会,下午到永兴街上顺利举行了 游行.湄潭学生的“倒孔”活动由于计划前被国民党反对派破坏,故未成行.
“倒孔运动”后,白色恐怖加剧.一些进步学生,包括 “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等被捕,还有的被迫离校,“黑白文艺社”等进步社团也被迫解散.浙江大学的革命文化宣传活动转入低潮.
学运低潮
进步文化活动继续开展
“倒孔运动”后学生的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打击,但也让大多数浙江大学学生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及其法西斯本质,在斗争中学会用隐蔽的、巧妙的方式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进步学生“马列主义小组”和“黑白艺术社”的地下图书馆仍在遵义、湄潭和永兴的浙江大学宿舍里秘密地传播革命思想,发挥着无声引导的作用.图书馆的书都保存得很好,直到1946年5月迁校时,进步师生还把书刊装在教学仪器设备箱中运回了杭州.
永兴的《南方》《北风》《春雷》等壁报继续刊出.1942年3月底,黄代成等进步学生还组织秘密读书会,先后有17人参加.读书会的书是同学们自己凑起来的,有一二百本.其中文艺类的有《华威先生》《子夜》《牛主德和红萝卜》《八月的乡村》等,哲学类的有《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入门》等,社科类的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读后还开展座谈讨论.读书会还编《习作》,内部传阅,交流感想和意见.同年8月26日,读书会结束活动.永兴读书会的时间虽不长,却启发教育了不少学生,许多同学后来成了革命者,加入了中国 的队伍.
在湄潭,以“桥社”为中心的一部分进步学生,组织夏令营式的新文艺学习班;1942年上半年,部分进步学生编发秘密传阅的《笔谈》,讨论革命形式和理论问题.
通过这些秘密的图书馆、读书会,编发传阅《笔谈》等活动,教育和团结了浙江大学学生.这是学运低潮中开展文化活动的特点.同时,利用校方的文艺团体,抓住可用的阵地、时机,适时地公开开展文化宣传工作,这也是低潮期的文化活动特点.
湄潭“浙江大学剧团”是1942年春由校方组织的文艺团体.在进步团体停止活动后,一些进步学生利用“浙江大学剧团”招人的机会,渗入剧团排演了《日出》《雷雨》《花烛之夜》《草木皆兵》《北京人》《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剧目.还举办了剧本讨论、诗朗诵、篝火晚会等活动.使剧团逐渐成为团结进步学生、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场所.
贵阳《民报》的副刊文艺报,是浙江大学的一个公开活动阵地.1942年10月,以裘克安、陈耀寰为编辑,在贵阳《民报》上编辑出版了一个名为“彗星”副刊的文艺版,每周星期四刊出一次,共出版35期.这个文艺版主要是在浙江大学学生中组稿,内容多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向往新社会的光明.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团结了部分进步学生,对国民党限制下发展新文艺的贵阳也有一定的进步影响.
木刻这把文艺尖刀,在学运低潮时仍然活跃在社会上.遵义的一些进步学生在学生会支持下,开展了进步的木刻活动.到1943年10月,他们先后在遵义、贵阳、惠水和普定等地举行了多次木刻画展,有200余幅木刻画参展.仅就贵阳的2次“木刻画展”,累计参观人数达2400人次,参观者对坚持抗战,要求 和进步为题材的木刻画留下了深刻印象,使进步思想随同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艺术在贵州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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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浙江大学青年千人计划特聘员刘东文理事 刘东文，安徽人。先后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学士和博士学位；康涅狄格大学博士后。2015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他是基础数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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