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刘兆林小自审和审他意识是关于刘兆林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刘兆林仙桃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作家人格的断裂一直是近年令我异常困扰的精神话题之一.我们今天匮乏上几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薪火相传的那种对于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执著反省、真诚批判、刻骨自责和不尽拷问的情怀和理智,尤其是对作家身边的人还有作家自己的“活着”的本相、真实还有困境,相当多的写作者保持了优雅的沉默以及审时度势的回避.其实,作家主体的缺席,具体说是作家主体人格的模糊、隐性和失重,已经到了关乎汉语言文学能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定分量的关键时刻.我总是想不通,小说难道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就像诗歌难道仅仅止于“到语言为止”,就行了?后来,有一天当我反复研读西方经典文本,包括凯尔泰斯的《另一个人》、卢梭的《忏悔录》乃至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说,我才如释重负,哦,还是一个老问题,西方作家起码在主流上是他们的主体人格都很健康,而我們中国作家相比之下,却许多时候是人格分裂或者至少是不够健全的.特别是随着文学的市场化和经济因素的无孔不入,中国作家的品格萎缩、心态失衡、精神迷惘确实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也许,今天的中国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写什么,甚至怎么写,而是如何写“我”,怎样写“我”的问题.
小说,固然不是人生的教科书,也不是社会生活的档案纪录,但它如果一味躲进文学的 塔或者迷宫里进行自我复制自我玩味,那么它的存在也注定可怜.说句老实话,人活过一定的年龄,就不怎么爱看游戏了,而是想看一颗颗鲜活的心的跃动、生的挣扎和人性未泯的搏斗,尤其是如果有作者的心灵、人格、情感跟着我们一起参和到对存在的诸般体味和感怀中,那艺术的享受和共鸣就有了一层理解、默契和信任.大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看重刘兆林的两部长篇小说《绿色青春期》和《不悔录》,它们的问世相隔了差不多整整十年.在我眼里,没有时间的充分酝酿、光阴的筛选和生命法则的挑剔考验,那么艺术的成熟和自觉也是空洞的欺人之谈.
《绿色青春期》和《不悔录》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是他“人生三部曲”的首部和第二部,写了主人公柳直在而立和不惑之年所遭遇到的两次生活上的重大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心路历程的嬗变和调整.前者是对作家军旅生涯的回放和折射,后者是对转业到地方某文化机关工作乃至在此背景上所展开的人生画面、生活场景、机关风云还有世俗的人情世故的种种洞察、揭示、体悟和思索.两本书一以贯之采用了第一人称自叙传的写法,以“我”的内视角观照整个故事的走向,情感线还有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
我之所以在开篇用一定的篇幅对中国作家的人格反思问题做了某些铺垫和扫描,其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刘兆林的写作最值得本人注意和欣赏的地方恐怕正是他的人格反省意识和对生存状态的不懈洞察和追寻.
在我眼里,如果缺少一定程度的“自审”和“审他”的情怀和意识,那么刘兆林的写作充其量是军旅文学或曰机关文学.而有了上述两种作家主体人格的承当和精神煎熬的审美取向,才使得作家的小说不仅仅是社会内幕的精彩报道或者某个阶层的文化现象的生动聚焦和透视,而毋宁说更是对人性缺憾、人格扭曲、人生境界的极其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说服力的真正文学意味上的大胆书写.
应该说“自审”和“审他”意识一直是刘兆林作品的“核”,精神追求的“果”.
我印象中在这方面他最出色的作品是《父亲祭》.直到不久前我才完完整整阅读了这部重要的人性忏悔录,正是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中国作家少有的人格自责意识和忏悔精神.面对着某种命运的奇特招呼和悲剧人生的基调,你怎么可以洋洋得意自命不凡呢！在命运的沉默昭示和痛苦的人生局面里,人应该跪下来等待精神的救赎,而不是妄自尊大我行我素.
然而,《父亲祭》毕竟是一篇以我手写我心的实录散文,限于文体,它可以把作家的主体情思充分展开,进行一场自我和自我的对话、质疑和拷问.可是到了以虚构为主尤其是追求出神入化虚实相生文体特色的小说写作过程中,“我”的角度、角色和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不可能过于内化了,而必须外化到对人物、情节和故事氛围的设置、编排和演练里,成了似乎纯粹是用来陪衬和烘托小说真实性的一种道具.
不过,即使是这个在一般小说家眼里视为单纯叙事策略和障眼法的道具对于刘兆林来说,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无论在《绿色青春期》还是在《不悔录》里,作为小说人物的“我”和作家主体意识中的“我”已经合二为一,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骨肉.也正是由于这两部作品沉浸在浓厚的自我反思、自我审视和自我拷问之中,极其强烈地笼罩了作者身世、复杂的人际关系、家庭的背景等等因素在内,而这些从文学史上来看,一般来说大多是浪漫派作家的专利,比如像卢梭在《忏悔录》里的披肝沥胆的直陈其事,像郁达夫的诸多小说写的多是自己的真实隐私,那么此类作品带给作家的道德风险代价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最好的阅读态度应该是不必对号入座.我们欣赏的是作家主体人格脱掉伪装和面具之后的 裸的心灵担当,精神裂变还有对于人生境况的无可奈何的适应和妥协,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总体情感和思维的最鲜活和充满眩惑力的章节.
在《绿色青春期》中出场的“我”,正值 期间,赶上了那个崇拜绿色军装、年轻人的心魂被大写意的革命理想主义 和青春的双重诱惑所招引和征服的年代,本来充满生命活力的躯体面对的却是人性的压抑、阉割和贬损,在爱和欲的悖谬之中,在情和理的交困状态里,在真诚和虚伪、美好和丑陋、善良和邪恶的两极冲撞之下,人的主体人格必然是断裂、扭曲和茫然混沌的.而作者正是选取了“我”的几个富于强烈人性化格调和气息的场景,从此展开了对那个 时期人们只能偷偷摸摸遮遮掩掩而最终又无法逃脱历史惯性制约和惩罚的生命悲剧过程的探寻和思考、剖析和烛照.小说异常动人的部分是写情,写 在无望的年月里像野草一样不可遏制地疯长的状态,尤其可贵的是写了作家自我的灵魂挣扎、觉醒和无奈.
应该承认,正像张贤亮在《绿化树》中以“我”的内省性完成了章永璘和马樱花的天地和命运赐予的朦胧而圣洁的肉身之爱,《绿色青春期》中则同样也是以“我”的人性在场的身份和质感对主人公和那个大胆张狂至情至性的民间女子花棉袄的一次萍水相逢而险些跌进爱欲怀抱的迷惑、解脱而又带着负罪心理的精彩描绘而注定带给读者以不同凡响的震颤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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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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