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清末新政看四川妇女地位变化是适合清末新政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清末新政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继康梁维新妇女解放思想提出之后,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妇女运动的,作为当今妇女的地位较高的四川在当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清末新政在四川践行中涉及了有关婦女诸多问题,其中影响颇大的为四川女学兴起和四川妇女放足运动,使四川女性受教育权做到以尊重,身心做到以解放,提高了建设近代四川的生产力.清末四川妇女地位做到到了极大提高,解放妇女的思想开枝散叶,对后来四川更为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清末新政；四川；女学；放足；妇女地位；变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陈东原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妇女史》中提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当以不缠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为起点,这一观点做到到了以后学者的大致认同.清末新政的众多兴学举措中,女学在四川做到到了较大发展,打破了女子深居闺房,不能和男子一样平等受教的封建歧视,女学的日渐兴盛成为女权思想解放的精神动力,对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劝诫缠足也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当时百姓民智未开,妇女愚钝,虽成效不大,但对日后禁罚缠足政策的继续推行和放足观念的深入发展起了助推作用,表明了妇女与国家命运的相关性及其地位的提高.
一、四川女学兴起与受教育权地位的确立
据史料记载,四川最早开办的女学是外国传教士于1984年在重庆开办的,《四川省志·教育志》载：“基督教于1884年在重庆开办女学”,只是未记载学校名称,之后大量传教士建立的女校相继出现,为清末四川女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真正大量女校的建立则在清末新政实行以后,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便把“兴学育才”提到首要位置,四川当局对清廷“兴学育才”命令立即作出了反应,1902年始,大量开办各种近代学堂,其中女子学堂为数众多,在已有基础上新建不少,女子接受教育也开始成为一种趋势,受教育权日渐落实,影响逐渐扩大.
1903年,“女学会”在重庆成立,随后颁布了《重庆女学会章程》,以求“振兴女学”.同一年黄德润、张澜等人和重庆天足会等四川各州县的团体也纷纷创建女学堂.如1904年威远建立了3所女学堂,安县建1所；随后的两年内,长寿建立了3所女学堂；名山也建立了1所女学堂.众多女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此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并对《葵卯学制》的内容加以修改.“葵卯学制最终以国家法制的形式,局部地承认了女子受教育的合法地位.”这样一来,女孩子不能受教育的规定被打破了,地方政府纷纷大力兴建女学堂,这为以后女子教育的发展、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于1907年以法制形式确立了女子受教育的合法地位以后,出现了女学教育的.1907年,全川共有女学堂69所,女学生2200多人；到1910年,四川共创办163所女子学堂,女学生总数多达约5600人.在短短4年间,办学数量增加了近一倍之多,其中四川国人自办女学占据数量依旧不少,如张澜主办的南充端明女塾、官办合川第一女子国民学校等数十所女校都是国人自办的.女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一观念逐渐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
虽然女学生受教育人数在总女性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授课内容以伦理教育居多,但可见当时四川政府确实重视女学教育,一些女学生受到当时西方新思想的洗礼,她们的思想逐渐开化、素质不断提高、思维方式也在发生转变,这对日后妇女追求解放思想的萌发起到了助推作用.
二、劝禁缠足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清末新政时期妇女地位的改善不仅体现在近代女学的兴盛,而且还表现在妇女身心枷锁的解放上,此为新末新政社会改革中“剔除陋习”的改革内容之一,当时人们对缠足与天足有了新的看法,是对促进社会改革和妇女解放有益无弊的大好事.
中国自古以来的缠足陋习严重戕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和规律成长,不仅使女子自幼饱受身心摧残,同时也扭曲了封建时代“以小脚为美”的畸形审美观念,中华遍地“三寸金莲”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进步.以康有为首的进步人士极为愤慨,他们不仅指出了缠足对妇女的危害,而且站在强国保种的高度予以了强烈抨击.他们认为,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缠足的结果如同作茧自缚,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欲救国,先救种,先去害种者”.只有不缠足才能使“母健而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认为一个人后天的成长与先天因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与国民的强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要改变贫弱的现实就必须要培养国人先天的聪资.继维新改革失败之后,妇女放足不但没有受到打压,反而加速了进程,主要表现为清政府相关政策的推行和民间放足团体及机构的设立.
1902年,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时亦注意到,“今来四川,访问此邦缠足之风比山西更甚”.可见当时四川极兴缠足.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谕令全国妇女“放脚”,今后禁止缠足.之后,川督岑春煊、锡良先后刊行白话图册,遍谕民间,要求妇女“一律全放不缠”,脱离苦海,永免残疾.之后,还刊印《劝诫缠足文》五万本发行.告示要求“自示之后,尔等父教其子,兄训其弟,亲戚朋友时时谈论,大众齐心,并向妇女孩子们委婉开导”,劝谕妇女放足.这份告示完全站在了妇女的角度,说出了妇女缠足痛楚的心声.1907年,赵尔巽督川时,也极为重视妇女放足一事.1909年2月,令地方官官撰写劝诫妇女放足告示,除了开导妇女放足外,还出台了新的政策,“派官员绅士们,拿着册子,挨家注写：一、有女不缠脚,二、不娶缠脚之女为妻,三、已经缠的依限解放”.期间,四川各地也纷纷掀起了反缠足的运动.
正式提倡禁止妇女缠足,激励了民间与地方政府的禁足运动.四川各地成立了近20个不缠足团体,对妇女放足进行大力宣传.这些天足会的成立为四川妇女放足和提高妇女地位意识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宣统元年（1909）九月召开的四川咨议局第一次会议上,咨议局对川省当局提出的“劝诫缠足办法”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先从官绅入手,以为倡导”“多设天足放足等会,以期实行”等办法,并为四川当局所采纳.[11]四川的劝诫缠足运动在民间团体和官府的推动下如火如荼地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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