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在拜占廷和法兰克之间:教宗扎迦利的伦巴德道路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拜占廷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拜占廷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教宗扎迦利在任期间,通过与伦巴德国王的谈判合作,不仅使罗马公国的独立性得到广泛认可,还使教宗在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威得以提升.而伦巴德人之于教宗而言,不仅只有矛盾、压迫和侵略的一面,还有虔诚、合作和和平的一面.
[关键词]罗马教宗；伦巴德王国；拜占廷帝国；法兰克王国
[中图分类号]K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3541（ 2018）
03 - 0111 - 04
8世纪中期,罗马教宗脱离拜占廷帝国转而依附法兰克王国的历史过程被称为“教宗的西方转向”[1]（p.71）或“法兰克转向”[2]（pp. 62 -63）.这一转向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是中世纪早期史研究的重大议题,而作为转向过程中分水岭式的人物——教宗扎迦利（ Zacharias,741-752年在位）始终备受争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学者们,大多以拜占廷帝国在西地中海的衰退或加洛林帝国在欧洲大陆的崛起为宏观背景,要么强调其对东部帝国最后的忠诚,要么强调其之于丕平称王的重要作用[3].20世纪中期以来,国外学界开始从帝国视角转向教宗视角,从强调世俗政权对罗马教会的影响转向强调罗马教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立自主倾向和在政治实践领域对世俗权利的不懈追求.这种研究取向使罗马教宗摆脱了被动地位,尤其是扎迦利甚至被美国教会史家托马斯.F.X.诺伯提升到“圣彼得国”①开创者的地位[4]（pp.94 -95）.
然而,学者们在处理意大利另外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伦巴德人时,长期站在教宗立场上,将其视为罗马教会的压迫者和教宗西方转向的外部原因之一,强调双方之间矛盾冲突的一面.正如美国学者简.T.哈伦贝克所指出的,这种简单化的对立认识极大地受制于历史书写中强势的一方,即教宗史料中惯于贬抑伦巴德人的话语模式,忽视了意大利自身政局的复杂性,忽视了双方长期为邻过程中所产生的共同利益和依赖关系[5]（p.1-186）.由此形成的诸多误解和偏见,至今仍需修正.
近年来,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国外学界对教宗相关的核心史料,尤其是《教宗列传》中所承载的客观历史信息与主观修史动机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更为谨慎地解读.如意大利学者斯蒂芬·加斯帕里指出,《教宗列傳》对于教宗自身的形象塑造具有政治宣传的目的和功能,即在树立敌人的同时强化教宗自身的正义性和权威性[6]（pp.41-65）.德国学者克莱蒙斯·甘特纳进一步考察了8-9世纪教宗史料中的“他者”,详细揭示了罗马教廷在不同时期出于各种目的对“敌人”进行的主观构建过程[7].基于这种新的文本研究可以发现,由于伦巴德史料的相对缺失,这一时期教宗史料中普遍存在的反伦巴德倾向,不仅给后世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教宗为扩张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威而与伦巴德人陷入对抗的动机和事实.然而,与此相反的,当伦巴德人为教宗提供帮助之时,也曾被亲切地称为“信仰上的兄弟” （ fratres fi—dei）[8]（p.406）或“我最杰出的儿子”（ excellentissi-mus filius nostri[9]（p.567）.可见,作为长久相处的邻居,双方关系并没有人们以往所想的那样敌对.实际上,双方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及时调整政策交换利益,甚至成为彼此化解危机、谋求合作的首选对象.正是这种特殊的邻里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教宗在意大利的切身处境和转向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具体到教宗扎迦利而言,他倡导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与伦巴德人解决争端,并积极维护双方之间的“二十年和约”.这种睦邻友好的合作态度,对于保全罗马公国、提升教宗权威和维护意大利的整体平衡起到重要作用.而意大利的稳定,也为扎迦利提供了与拜占廷帝国缓和关系和在法兰克王国推行教会改革的有利条件.此外,他在圣像问题上并没有前任格里高利三世那么激进,在领土要求上也没有后任斯蒂芬二世走得那么远.
可见,虽然诸位教宗的罗马立场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但在面临具体的历史境遇之时,仍然存在差异性的自我意识和政治诉求.因而《教宗列传·扎迦利传》中所体现出的明显的以伦巴德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或可视为扎迦利徘徊于拜占廷与法兰克之间而着眼于意大利自身的一次道路尝试.
一、739年罗马之围与扎迦利的政策转向
8世纪以来,由于面临阿拉伯人的不断入侵,拜占廷帝国重点防御东方战线,位于意大利半岛的拉文纳总督区被置于次要地位.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 -741年在位）所推行的增收重税、没收教产、毁坏圣像等一系列政令,加剧罗马教会和意大利臣民对帝国的不满,随之引发由教宗格里高利二世（GeogryⅡ,715-730年在位）领导的反抗帝国压迫的动乱.在镇压叛乱过程中,作为帝国代理的拉文纳总督因兵力不济,人心背离而屡遭失败,使得帝国统治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难以为继.
罗马教宗则在意大利人和伦巴德人的共同保护下,不但摆脱总督管辖,而且赢得广泛人心,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在西部基督教世界日趋增强.与此同时,帝国与教宗之间的冲突,恰好为蠢蠢欲动的伦巴德国王利乌特普兰德（ Liutprand,712-744年在位）提供了开疆拓土,统一王国的大好时机.728年,利乌特普兰德借助帝国总督——贵人尤提乌（Eutychius,727-752年在位）的兵力支持,逼迫斯波莱托公爵和贝内文托公爵宣誓效忠并交纳人质,将两大公国纳入王室的统治范围之内,成为意大利本土,甚至当时西方最有实力的君主之一.
然而,两大公国的独立意愿并未就此消除,而王国扩张也不可避免地与教宗产生矛盾.据《格里高利三世传》所载,738年,面临斯波莱托人对罗马公国领地的侵扰,教宗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Ⅲ,731-741年在位）非但没有与之为敌,反而重金收买公爵特兰萨慕德（ Transam-und）以制衡国王.特兰萨慕德投靠教宗的悖逆行为遭到国王的打压,被迫逃亡罗马,寻求教宗的庇护.739年,为了逼迫教宗交出特兰萨慕德,国王举兵围攻罗马,不仅劫掠罗马周边,而且“逼迫许多罗马贵族按照伦巴德人的习俗,修剪发型,改换服饰.”[8]（pp.420 - 421）最终,国王虽未能逼迫教宗就范,但在返回王廷途中,却夺走罗马公国的四座城池,以示报复.与此同时,贝内文托公爵去世,高德斯卡尔库斯（ Godescal-cus）趁机篡夺爵位并加入反叛国王的阵营.正如《扎迦利传》所言：“由于贝内文托人和斯波莱托人站到了罗马人这边,引起伦巴德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极大骚乱.”[8]（pp.426 -427）可见,格里高利三世与公爵之间的联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王的扩张步伐,但也使罗马人丢城失地.受尽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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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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