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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稍念过点书的人大概都读过.先生谈了当时中国人的“送去主义”,并主张和强调“拿来主义”.那么,外国人或者说西方人是否也注重“送去”和“拿来”呢?最近,读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史景迁的著作《改变中国》和《大汗之国》,对此颇有些感触.在笔者看来,《改变中国》体现的就是西人的“送去主义”,而《大汗中国》论述的则是西人的“拿来主义”.
鲁迅先生当年对国人的“送去”是颇有些微词的,先生更看重“拿来”,而且精辟地指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相比之下,西人面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又是如何地“送去”和“拿来”呢?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大致是从14世纪初叶《马可·波罗游记》开始的,尽管之前西方已有过关于中国的书写,但马可·波罗生动的描述,无论是否完全真实可信,都给西方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对中国的“送去”和“拿来”也就随之逐步展开.最热心于“送去”的莫过于西方传教士们,他们一心想把“福音”传遍世界,岂能放过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从16世纪初起,传教士就随同商人开始涌向中国沿海.一开始是在民间传教,但他们发现对于一个皇权专制的国家来讲,如果能得到皇帝认可,那么,他们的传教就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行,迅速传播,事半功倍.于是,耶稣会传教士不仅卜居帝都,还想方设法跻身朝廷,进入这个东方大国权力中枢.然而,这些传教士即使成为帝王身边的近侍,皇上也未必对他们的耶稣基督感兴趣.向来都是夷狄仰受华夏文化,岂有中国吸纳西方价值观之理?好在这些传教士一个个还真是虔诚的基督徒,其坚韧执着令人感佩.他们殚精竭虑,采取一种“曲线救教”的方式,即投其所好,从皇上感兴趣的东西入手,为播撒福音奠定基础.比如意大利传教士汤若望,崇祯二年即到北京,以西洋历法博得明朝末代皇帝青睐.一个传教士何以潜心研究历法呢?他遵循的乃是耶稣会先行者利玛窦的遗训.通过对中国的逐渐熟悉和深入了解,传教士们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皇帝被视为天人之间沟通的媒介,以圣名颁行的历法又通行天朝和周边朝贡之邦,所以天文历法攸关政治、宗教,几乎生活各个层面都依黄道而运行.历法推算若有差池,乃是不祥之兆.在国势衰微之际,甚至还会引发对皇帝是否堪当‘天子’称号的质疑”.西方天文学发展迅速,西人对天文历法的推算远比国人精确,这就不能不令中国皇帝高看一眼.汤若望就因预测了1623年10月18蚀而声誉鹊起,之后,又预测了1625年9月日蚀便越发声名远播.待到大清“定鼎之初,亟望证明天命所归,赓续明朝国祚,所以满人必须编篡历书,蠡测天体运行,以佐证满人已非昔日之夷狄”.1644年9月1日,汤若望和大学士冯铨比试对日蚀的预测,“其初亏、食复、复圆、时刻、分秒及方位等项.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于是,被顺治皇帝封为钦天监监正.不过,汤若望虽已成为中国朝廷命官,但也就是给皇上观测一下天象而已,其传教初衷则很难付诸现实.他之所以潜心研究历法,甚至为朝廷专心铸造大炮,无非是想“加快让中国人改信基督的速度”,但是进展总是非常缓慢,屡屡遭挫,“徒劳无功”.连个人修行也不得不放弃,以致耶稣会会长“往往只得豁免”他每日的祈祷.他的继任比利时人南怀仁也是如此,整天忙于技术性工作,编修历书,打造喷水池,修复古董,充当画师、匠人,修造大炮等,唯独没有时间和精力传教.
耶稣会士是想通过修订历法来使中国人皈依天主,新教徒则以传播科学方式播撒福音.比如美国传教士伯驾,“以医药和外科启蒙中国”,“不仅在于慈善救助之实效,亦在于博取中国人之好感,以扫除传播基督福音之障碍”.每周上门求医的患者上百人,创建“广州眼科医院”后,头三个月就诊治了九百多名病人.起初只做白内障以及其他眼疾手术,后来连肿瘤和癌症手术也做,还给林则徐诊疗过疝气.其结果又如何呢?“以行医为重,不知如何脱身”；“成为一位忙碌的名医,却未展开劝化异教徒的事业”；连他自己都“不再祈祷,不再虔诚”. 你说,这究竟是他们在“改变中国”,还是中国在改变他们?再比如美国的丁韪良、英国的傅兰雅,极力向中国“送去”各种科学知识.丁韪良一心想改造同文馆,“使其从萤火虫变成灯塔”；他为同文馆设计了一套八年的课程表,科目涵盖所有西方知识的重要学科.傅兰雅则悉心致力翻译,和江南制造局的中国同僚合作翻译出版了至少三十四种译作,之后又完成七十四本译著,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解剖学、制造工艺、工程测量以及法律、军政治经济学等各个学科,还编译一部科技专用名词辞典.这些西人送来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能说一点作用没起,尤其是对那些于朦胧中刚刚睁开眼的先觉者,无不从中获得启蒙.但总体而言,收效甚微,并未得到应有的普遍关注,士大夫阶层对此感兴趣的实在寥寥.和“向中国人引介西方科学的大目标”相去甚远,最终“才发觉中国人利用了他,而不是他利用了中国人”.
从汤若望、南怀仁到丁韪良、傅兰雅,他们的“送去主义”虽说出于一片好心,出于基督教的济世情怀,他们似乎也很了解中国,极力因势利导,从中国人兴趣和实用出发,循序渐进地将中国引向西方的道路.可为什么竟会事和愿违呢?他们自以为了解中国,实际上他们对中国“国情”,从根子上说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就不想想,中国皇帝既然贵为“天子”,而且是“真命天子”,他怎么可能允许你再送来一个上帝的儿子耶稣呢?中国文化传统的真谛“天人合一”就“合”在帝王身上,皇帝就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皇帝的金口玉言就是“福音”,谁还会再听你们耶稣会的也好新教的也好,整天拿着《圣经》啰啰?意欲通过皇上抑或说朝廷推广基督教,实乃异想天开！至于各种现代科学,对于奉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中国人来讲,某些立竿见影的“奇技淫巧”或可采纳,人文理念和科学知识又有什么用处?它们有助于读书人科考及第么?它们有助于士大夫仕途通达么?丁韪良为同文馆设计的课程,和通行了千年的科举制毫不搭界,谁会去学呢?朝廷重用汤若望、南怀仁,无非是因为他们的天文学知识可资证明皇权的合法性；朝廷任命英国人赫德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无非是因为他能给国库收来远远高于以往的关税——到1898年,赫德执掌的中国海关,税收就占清廷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西人一心送来的文化,和中国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西方文化在中国遭逢冷遇和拒斥,也就不足为怪了.虽说基督教也获得不少中国人的青睐,从太监 到城乡民众,教徒甚众；但那也多为猎奇,不少信徒依旧以实用主义待之,将其上升为纯粹的信仰的,怕是为数不多.这种一味地抵制,其实是十分有害无益.比如,丁韪良1863年就在中国学人协助下,将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但中国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在国人认知范围里,皇上就是“天子”,天下都是“王土”,根本就没有“世界”概念,还在乎什么国和国之间的关系?堂堂天朝,岂容尔等平起平坐！一旦无视国际法,那就只能自食苦果了.一味抵制西人送来的某些有益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在拒绝现代文明,那么,中国也就只好继续颟顸下去,继续“难得糊涂”,继续做如梁启超译出的新词“东亚病夫”.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废除,皇权制瓦解,此时不用西人“送去”,国人中的有识者就已主动“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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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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