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祁连山下之外常书鸿是关于常书鸿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常沙娜不能原谅母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火车在戈壁滩上爬行.车窗外是一片夕阳下的金黄.朝北望,远远的合黎山在雾霭后面透出一抹青黑；南面的祁连山离得近些,在暗黑的峡谷阴影上,耸立着金红而明亮的石头山岩.时断时续地,镶嵌着一些雪峰,夕阳下,也染着一片暖烘烘的淡红.一片片云,在戈壁滩上洒下一片片影子.列车正行驶在两山夹峙的一条宽一二百公里的河西走廊上.
我之所以用了“爬行”两个字,是因为开阔的戈壁滩上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房屋,只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一些骆驼刺,缺少近景的对照,显得火车好像开得不快了.
我们是傍晚从酒泉挤上车的,现在正往兰州方向驶去.我说的“我们”指的是我和常老.硬席卧铺车厢已经满员,幸好,从乌鲁木齐开出的这趟列车给酒泉站留了几张卧铺票,事前,我曾到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交涉,打着“常书鸿”的牌子请他们帮我们搞到了两张,才得以上了当时千金难求的卧铺.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秋.
读者千万别想着凭“常书鸿”这三个字在那时还可以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恰恰相反,那只不过是我借口“押解”河西地区乃至甘肃省最重要的一名“罪犯”到兰州治伤,必须看住他,不能让他逃跑,再加上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种要求的.不久前,名为“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卖国贼常书鸿罪行展览”的展览会刚刚在酒泉展出过,海报贴得满城都是,使河西地区早已是无人不晓的这个名字更加远扬了.
上车后却又犯了难,原来拿到的两张票一张是上铺,一张中铺.上铺当然归我,但常老的这种状况,如何爬得上中铺?我只得扶着常老,和一位坐在下铺的旅客商量：“‘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同志,您看看,我们这位老同志腰椎骨折,中铺爬不上去,是不是能请您帮个忙,把下铺让给我们?”他打量着我所说的“老同志”：穿着沾满污渍的旧中山装,上面隐约显出一条围裙的影子,腰里胡乱拴着一条皮带,花白的头上顶着一个帽檐儿耷拉着的旧军帽,俨然一副“领导阶级”模样,立刻就答应了.常老一直弯腰站着,手里拎一个小包,没说话,只感激地向这位旅客点点头,也用同样的眼神向我略作示意.
安顿好以后,我觉察这位旅客还有两位同伴,都是干部模样.他们发问说：“你们在酒泉工作?”“不,我们是从敦煌来的,在酒泉治伤没治好,现在到兰州去.”我回答.“敦煌我去过一次,那里的千佛洞现在怎么样了,‘破四旧’了吗?”他说的千佛洞就是莫高窟,后者是官名,老百姓和我们多半只称它千佛洞.“还好,有一次城里的红卫兵要来破,有人事先来电话报警,我们赶紧报告了县武装部.请他们出面,开着汽车追,把学生中途挡回去了,没来成.所里当时有两派,但在这件事上大家还是一致的,知道莫高窟绝对不能破坏,守土有贵！”
我说这话时.常老听得很用心,露出宽慰的表情.显然,他还不知道这回事,没人告诉过他.“那你们就在那里工作了?”我马上意识到话说多了.含含糊糊应了一声,便不再言语了.
自打“ ”一开始,常书鸿先生便被揪了出来,天天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地里劳动.毕竟六十多岁的人了,挖不动土,扬不起锨,便改任帮厨,每天在厨房洗菜择菜,就造成了这身装扮.
但“常书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却具有一 种特殊的意义.那是一九六三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新疆伊宁,由于原来所在的单位建筑设计室被撤销了,所以当了中学老师.有一次忽然读到徐迟先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里面的主人公尚达立刻吸引了我,引起我无上的崇敬.尚达在巴黎学了十年油画,一天,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对敦煌艺术的魅力感到非常惊讶,决心提前回国.一九四三年他从重庆奔赴敦煌,创建了隶属于当时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后终生投身于敦煌石窟的保护、临摹和研究工作,甚至不顾难以在这个偏远寂寞的地方再待下去的妻子的出走,仍然坚守敦煌.
我当然知道《祁连山下》“尚达”的原型就是常书鸿先生.常老曾经和徐悲鸿、黎冰鸿一起,并称为“留法三鸿”,都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然会和生活中的不太一样,但尚达和常老,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人生经历,都非常相合.我读到这篇作品时曾想,如果我也能到敦煌去,该有多好！因为我的老师梁思成先生曾经告诉过我,敦煌唐宋壁画里画着无数的建筑,大大填补了现存唐宋建筑实例的不足.
机缘真是太凑巧了,几个月以后就得到梁先生带来的一个口信,问我愿不愿意到敦煌去,我当然马上给梁先生回了信,下了决心.经过梁先生的努力,一九六三年隆冬,终于调到了敦煌.
——“轰”的一声,火车冲撞了两下,将闭目靠坐着的我从回忆中惊醒,躺在铺上的常老也醒了,我们又回到了现实.
当前的现实已变成这样：在公开场合,我已经不能称呼常老为“所长”,甚至不能称“常老”了,而只能是“老常”,甚至直呼其名,在必要的时候,还得称他为“牛鬼蛇神”,不能露出一点恭谨之意.我也不再是他的下属,不再是他的学生或他老友的学生,而是代表堂堂革委会“押解”他老的董超、薛霸之流,不过美其名曰“革命群众”罢了.例如这次到酒泉治伤,我居然就利用了这个“身份”,办到了原不可能办到的事.至于对常老,在上车时虽称呼了他一次“老同志”,那也是为了应对不知情的旅客,讨得一个下铺.
说来话长,还得从头说起.一九六八年春,所里成立了“大联委”,开始了另一波更大的揪人狂潮.我则因多次被借调到县里工作,得以暂时脱身.等到我秋天回所,所里已来了军宣队.以后,所革委会也成立了.军宣队有三个人：队长李治安,副团级,其实心地挺好,大大咧咧,和知识分子(当然只限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并无歧视之心.他的妻子也来了,还为我们这些单身汉时常缝缝补补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儿笑起来特别可爱,和“牛鬼蛇神”的子女成天疯淘.另一位我们叫他老解,陕北人,连级,高个儿,笛子二胡样样来得,尤其喜欢吹唢呐,随身就带着一把.他到了所里就像是一位游客,从来没听他在会上说过什么,一切似乎都和他毫无关系,“阶级觉悟”极差.经过他的房门,便拉你进去听他吹唢呐.好听,充满深情,让你想到黄土高原,大概他心里只惦记着老家.还有一位小王,一个小兵.四川人,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矮矮胖胖,按体型判断本应属于老好人之类,却出奇的“革命”,凶神恶煞般,即使对我们这样的“革命群众”,经常自豪地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你们的出身都不好,再说,你们又都是知识分子！”
这位小王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便是学会开汽车,可以肯定,此事和他即将转业回乡有关.在部队没人让他学,到了所里,便利用军宣队的身份,没有驾驶证也要开车,对司机王杰三搞了一场“夺权斗争”.正好,那位建国前曾经给国民党驻军廖师长开过车的王司机,天天活在被“清理”的恐惧之中,巴不得能巴结上这样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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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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