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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文学是以一种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形式存在,社会学的成分较多.1980年代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开始向文学本体回归,更加向纯文学方向发展.像余华的先锋小说就是当时纯文学的代表.现代文学可以影响人们的精神,影响我们的情感,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文学的叙事水平,汉语的审美能力,如今都得到了较高的提升.除了叙事方面的改变,中国文学从题材上也更加多元化,青春文学、科幻文学、乡土文学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变化与人们的精神世界.
1980年代：伤痕文学
刚刚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时代,国人对于刚刚过去的那场灾难的反思也在社会各界热烈的展开.正是在国家环境迅速改善的同时,文学青年们也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开始写下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
伤痕文学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 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巨大的活力与普遍的堕落同时出现.一个被物欲驱使的时代,文化情绪、文学的表达也透露出新的气息,中国的社会生活本身发生了重组.
用文学对这时代巨变做了最直接的表达者,就是王朔.他对时代特质的把握,用最地道的社会意识写作,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和一种新的社会心态,其价值远远超越了同时期的作家,使他成为一位当时少有的严肃作家.
然而,当时有人对王朔的文风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嘲讽,客气一点儿的说他“从纯情到邪恶”,不客气的,见王朔在小说中自称“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就称其小说为“流氓文学”、称他为“痞子作家”.有人则愤怒地指责王朔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当成码字为生的普通职业,变为“游戏人生”的把戏.有人指责王朔拒绝崇高、解构英雄主义,淡化道德责任,消解宏大话语等对主流意识的反叛.有趣的是,就在这些人喋喋不休地讨伐王朔之时,他的小说却愈加风靡全国,1988年被称为“王朔年”.接下来几年,他的小说几乎全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红火得让人瞠目,遂有了王朔独步文坛影坛的别样风景.
“朦胧诗”争议
1979年,《诗刊》3月号公开转载了《今天》中北岛的作品《回答》,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逐渐地,全国各大文学报刊开始发表他们的作品,另一份广有影响的诗刊《星星》,将顾城的《抒情诗19首》置于头条推荐,《诗刊》也继续以“新人新作小辑”的方式不断推出“今天”群体的作品.这批青年诗人的横空出世,引发了诗坛大爆炸.1980年,第8期《诗刊》刊载了章明著名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批评这股诗歌潮流中的诗歌“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写得实在过于“朦胧”.有趣的是,“朦胧诗”竟由此得名,从此人们把北岛等人的创作称为“朦胧诗”.
当时,有反对者如臧克家、艾青等老诗人说得很严厉：“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而支持朦胧诗的,则多为高校的中青年学者以及在校大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劝告反对者们：“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
1985年后：寻根文学
1985年出现的“寻根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有着相当特殊的转折意义.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
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
真正大规模打出“文化寻根”大旗的时间,是在1985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验无法健康正常的发展.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发表了各自的宣言,包括阿城、郑义、韩少功、郑万隆等.
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他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中国文学变迁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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