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左中右三报抗战时期想象的共同体建构是关于想象的共同体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想象的共同体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中国近代辛亥革命一举捣毁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中国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逐渐瓦解.为了达成“建设新中国”的共识,统一建设目标,《新华日报》《大公报》《日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经济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改造中国的方案.
关键词：《新华日报》；《大公报》；《日报》；想象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5-0062-02
一、主义中国：《新华日报》想象的共同体
在探索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路途中,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未来新中国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主张,新主义革命的本质要求国家主权与人权的统一,动员社会建立起全新的新主义经济关系,而且力图将其付诸实践,以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经济关系,进而改变旧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
1.抗日建国,国家主权需与人权统一
《新华日报》认为,是新三义共和国,并不是共产主义,虽然《新华日报》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更好的制度,并且这种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的条件[1],而新三义共和国则必须是建立在民治基础之上的,国内人民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平等的政治地位,都享受选举与被选举权,以及其他权利.全国要有人民普选的国会与地方议会,而这样一个制度,既不是专职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大量文章要求改革政治制度,提倡宪政.1939年9月22日社论《召集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中,《新华日报》指出实施宪政必须拥有所有政党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任人唯才、宪法问题公开讨论等四个主要条件.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社论《论选举权》中,提出著名的四权论,在选举权之外,还应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三个权.1942年2月15日,《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对宗教的态度》,阐明对宗教的看法,提倡宗教自由.在1944年关于宪草中有关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讨论,《新华日报》提出了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主张.在宪法上规定人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事上,《新华日报》认为,不如来点实际的更靠谱.1944年1月2日元旦刚过,《新华日报》即发表社论《扩大运动》,提出宪法并不等于宪政的观点,《新华日报》认为中国应该实现一个“新的三义的宪政”[2],所谓实现,应该是表现在事实上,行动上,而不是表现在文字上,口头上.
2.建设新主义经济,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
早在抗战之前,中国就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并创造条件,发展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抗日战争之后,中国革命历经了重要转折,面对根据地的现实环境,在领导经济变革与经济建设上,开展了一系列革命.这些都根植于实践新主义经济思想.
1940年《新华日报》在《经济建设中几个应注意的问题》中首先提出“经济建设的本身是一个政治动员,是一个政治问题”[3],要做到人民的生活真正能改善,就必须减轻他们的负担和增加他们的收入.1944年11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发展工业须先实现》,提出现代与现代工业,本是一对双生子.1943年《新华日报》发表《发展产业的关键》一文,提出“把握集中制的原则”发展经济.中国作为一个长期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新华日报》认为不能因此便主张“以农立国”,不能主张中国将来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新华日报》提出经济工业化必须与农业作适当的配合,为了抗战,必须建立坚强的国防工业,但同时必须注意到民生问题.在利用外资问题上,《新华日报》认为为了利用外资,必须奖励外人对华投资.这些言论都反应出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所主张的新主义经济的思想.
二、、法治中国：《大公报》想象的共同体
《大公报》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人士在探索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路途中,动员大家建立起一个的法治社会,以政治上的自由与法治,实现经济上的复兴与繁荣.
1.自由、之政治理想
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第一天,即刊登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写的《本社同仁之志趣》,这是第一篇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在文章中,张季鸾提出自由主义的“八字篇言”,即“四不（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主义”办报方针,其中“不党”奠定了《大公报》政治立场的基石,也是《大公报》自由主义办报理念的提炼和概括.抗战时期,《大公报》延续着这一方针,监督国民政府,坚定不移要求宪政,追求,要求保障民权.
《大公报》提倡在抗战时期应该努力促进宪政的实施,并多方培养的风气,的宪政的两大基础,就是“法治与舆论”[4],在选举权方面,《大公报》主张的是“有限选举权”,1937年7月4日,《大公报》发表了胡适的星期论文《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提倡宪政应在实地参加中获取经验,并主张先从有限制的选举权下手,从受过小学教育一年以上的公民下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大公报》发表社论《如何达到清明政治?》,指出在现在我们到了这民族存亡的决定阶段,要粉碎暴敌的政治攻势,唯有健全自己的政治,使才智有为刚直清廉之士,都能施展所长,各做到其位.1942年又发表《战后建设无取“乌托邦”》,表明“我们当前必须努力作战,以争取军事的最后胜利”[5]的立场.同年,在《改良司法刍议》中,指出“造就司法人才”的途径[6],将现在公私立大学法科,并开办法官养成班,法科添设比较法律、例案研究、假法庭、法律道德诸科目.
2.呼吁法治轨道内的经济建设
《大公报》在国民政府改革中向来主张“七分经济三分文化”,针对抗战时期经济乱像,《大公报》提出了工业化的主张,对外收回关税自主权,对内则节省国家财力,一方面保护私人事业,另一方面奖励并保护国人投资,对于国内紧张的劳资关系,制定工业计划,同时提出反对工人罢工、怠工等对抗资方行为等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中,核心就是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方面.并且工业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民生.1943年《大公报》在《如何经济化》一文中提出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能否真正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问题的焦点在于工业化.战后的工业建设,《大公报》提出也要与农业政策相辅相行,不仅战后必须提高农业技术,增加粮食生产,还应提高技术减少农业劳动力,使之转入工业部门[7].在国防建设上,《大公报》认为不能仅仅偏重国防,应该建立国防与民生相统一的经济政策.健全计划机关,《大公报》认为一个真正的计划机关,必须与各个企业发生密切的关系,并且二者应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计划系统”[8],使每个企业不独是一个经营机关,而且同时也是一个计划机关.为了实施这样的“计划经济”,《大公报》认为必须有健全的统制机关,计划机关对于各种企业计划的进行状况必须彻底的认识,并随时给以严格的监督.由此,国家将建立起“由政府统筹”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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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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