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美国气候政策制定市场和政府之间选择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政策制定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政策制定过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提 要〕 美国气候政策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分法框架的引导：有关政策是“以政府为基础”,还是“以市场为基础”?后者被普遍认为是首选：让经济利益而不是政府的硬性规则,规范企业的排放行为.然而,美国建立碳交易体制的立法经历显示,以政府作用的大小来界定气候政策有一定误导性.由于牵涉的经济关系格外复杂,建立和运营所谓“以市场为基础”的减排体制,对政府规则制定的依赖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未必低于甚至可能超过其他选择.
〔关 键 词〕美国气候政策、碳交易体制
〔作者简介〕元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P46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6期0104-18
美国的气候政策和政策工具通常被分为两类：一类“以政府为基础”,另一类“以市场为基础”.前者主要包括由联邦环保署（EPA）这样的政府机构制定和监督执行的排放规则,以及政府为低碳和清洁能源等项目提供的资助.后者主要指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排放权交易体制（简称碳交易体制）,以及碳税——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排放税的体制.
美国首次尝试建立全国性减排体制时,选择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碳交易体制.努力虽未获成功,但有关经历显示,完成这项工程远比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做出选择复杂得多,对政府的规则制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一方面,为了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减排体制,需要争取企业界的支持；另一方面,要避免为获得这种支持而对企业利益集团的诉求做出过多让步,从而损害新体制追求的减排目标.在美国,一些政治和政治体制因素,如两大政党政治对立加剧、企业界政治影响力过大以及国会立法权的分散化,制约了立法者在不同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能力.
一、首选碳交易体制
碳交易体制全称“碳排放总量限制和排放权交易体制”,是一种由政府给排放受限的经济部门定出碳排放总量上限和达标时限,并按当年许可的排放量向受限企业免费提供或拍卖可交易排放权配额的体制. 美国国会为建立碳交易体制的立法活动从2007年开始升温,到2009年取得突破性进展.6月26日,众院以219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由两位 党众议员联合起草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又称Waxman-Markey提案）.由于引发的争议较大,众院法案未能在参院获得批准所需的60票,参院本身也未能成功推出替代法案.2010年国会换届,共和党重掌众院,立法进程告停.
虽然立法努力未获成功,但“以市场为基础”的气候政策仍被普遍认为胜过其他选择.对气候政策的评价仍受到两分法概念的影响,“以政府而非市场为基础”是当前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受到质疑和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现行气候政策的主体是EPA于2014年6月提出,于2015年8月完成修订的《清洁电力计划》（CPP）.美国为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确认,在2030年之前,CPP将是美国减排的主要路径. CPP“以政府为基础”的性质明显：限排规则由EPA制定,
主要针对电力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行政法令,CPP具有强制性：每个州都需在2030年达到EPA为其制定的电力减排指标.经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一年后,即2016年9月6日,各州必须提交根据自身工业、技术和资源情况制定的CPP实施计划,如不能按时提交,需正式申请延期. 根据EPA预计,CPP的实施将明显降低美国发电产业的碳排放水平：2030年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32%. 鉴于电力产业是美国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占全美碳排放总量的近40%.预计CPP如能得到有效实施,美国碳排放总量有可能明显降低.
然而,由于并非“以市场为基础”,CPP受到相当激烈的质疑和攻击.反对者主要来自共和党保守派,在他们看来,选择CPP就等于选择“大政府”和“ 计划经济”.2014年中期选举后上任的共和党国会领导人更是提出,要设法削减EPA权力,“推回”EPA制定的排放规则.参议院环境和公共事业委员会新主席吉姆·英霍夫甚至称,EPA的有关规则制定是滥用政府权力,其行为可比“盖世太保”.
即使是CPP的支持者,很多也将其视为“第二选择”.他们指出,奥巴马政府一开始积极推动国会立法建立碳交易体制,在立法尝试失败后,只能选择绕开国会,依靠手中的行政权力和政策工具推进气候议程.EPA根据《洁净空气法》（CAA）的授权制定的减排规则属行政法令,其实施无需得到国会批准.
碳交易体制的市场属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排放权（也称排放配额）的交易价格发出的排放成本信息,给企业带来减排压力.其次,排放配额的可交易性为企业提供降低减排成本的经济刺激.企业的排放量如低于限定标准,可将剩余配额出售给减排成本超过配额的企业.为了增加出售配额的获利空间,企业会努力发展新技术,以尽可能减少控制排放的成本.随着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成为减排主力,实现整个经济排放总量限制目标的成本会被降到最低.
就减排效果而言,碳交易体制被认为胜过另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选择——碳税,即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的体制.这是因为,碳交易体制对排放总量进行限制,而碳税只是增加企业的排放成本,并不直接限制排放.由于企业有可能将碳税带来的成本负担通过调整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征收碳税带来的减排压力和减排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对很多人来说,选择碳交易体制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限制政府的作用,减少政府介入和干预同减排有关的利益和成本分配的空间和可能.“以市场为基础”的界定概念使他们相信,在碳交易体制下,政府只需限定排放总量,驱动减排主要靠排放配额交易产生的经济刺激.从这个意义上说,碳交易体制比其他选择更符合美国经济自由的标准和坚持限制政府作用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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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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