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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冷战时期作出的具有全局性的对外战略决策,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第二次是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第三次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第一次,中国在和苏联结盟后不久即出兵朝鲜;第三次,中国和美国建交后不久即出兵越南,显示出中国对外战略决策和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某种关联.
中苏同盟和出兵朝鲜
1947年春夏,在 军队开始战略反攻的时刻, 就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斯大林这时并不了解 的确切动机,也没有考虑过 掌权后双方建立何种性质和程度的关系.直到1948年春季,斯大林才开始关注 的发展,并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和 的关系.他的态度变化,一方面是因为 军队在内战中正取得主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欧洲紧张局势加剧.
和苏共 建立密切关系的进展并不顺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底2月初,此时,苏共 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了西柏坡.
目前公布的档案证明,是 在和米高扬的会谈中首先提出和苏联缔结条约的,但斯大林未对签约问题作任何回应.
建国后不久, 即访问莫斯科.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废除1945年国民党和苏联签订的条约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同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他明确使用“友好同盟”这个词来界定未来的中苏关系.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苏结盟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领导人在决策出兵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困难和麻烦,其中最复杂的是和盟国苏联的关系.双方需要协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即中国是否出兵及中国出兵后苏联承担何种义务.
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中苏必须协调一致,而且,苏联有必要也有义务提供援助.
1950年10月6日,在 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决定出兵的第二天, 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认为中国军队装备很差,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莫斯科,告诉斯大林中国这边的“全部打算”.
中国当时需要的援助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向参战的中国军队提供充足的军事装备和各种物资援助;中国购买的军用物资由苏联提供贷款支付,以免影响中国经济而导致国内民众不满;尤为重要的是向中国提供空军支持,包括向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为中国的本土重要目标提供空中保护,以及增加对中国空军的援助和人员训练,以便中国空军能尽早参战.
周恩来和林彪找到正在休养的斯大林.周恩来告诉斯大林,中国军队参战需要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还需要很多种武器装备和 .斯大林表示,完全可以满足中国对武器装备的需要,而空军则要等两个或两个半月,因为需要时间作准备.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曾向中国领导人承诺,一旦中国出兵,苏联将提供空中掩护.而后,他在此问题上大步后退,在中国决策层造成震动, 立即要求已到东北的彭德怀赶回北京,重新讨论基本的战略问题,包括无法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是否还要参战,以及如果坚持出兵,应该和能够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10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立即出兵.当晚, 会见罗申,向他转达了 政治局的决定,同时强调,苏联空军参战“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10月14日前后,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最后的战略计划和作战目标.10月19日,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从那时起的三年多时间,中国和美国展开了大规模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朝鲜半岛基本恢复到战争以前的状态.
朝鲜战争导致冷战在东亚大规模蔓延,把新中国推到了东亚冷战的前沿,中美之间的敌对固定下来,并长期持续,中国和苏联的同盟被强化和扩展.
中美建交和对越作战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根据谈判期间达成的协议,时任副总理 于1月28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
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在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区,向越南展开作战,史称中越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仅仅从时间的顺序看,就能推断中美建交和中国对越作战决定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完成中美建交谈判,以及 随后访美,都同他们对全球和印度支那地区的战略形势的认知有着直接关系.
事实上,推动中国下决心对越作战的直接动力,除了中越边境纠纷外,还有越南和苏联结盟并在地区不断扩张的态势.1978年11月3日,越南和苏联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12月25日,越南军队攻占柬埔寨,在金边扶持了一个亲越南的政权,形成了一个越南支配的亲苏的地区军事集团.印度支那局势的这种变化,使中国领导层认为,越南的行动“是苏联争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部署的一个重大步骤”,尤其是苏联包围中国的一环.
此前,中国军方于1978年11月23日召开为期一周的军事高层会议,解放军随后开始向中越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和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展开积极的外交行动. 先后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回程途经仰光时会见了缅甸总理吴奈温.在新加坡, 向 表示,有必要制止并惩罚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扩张.
自1978年夏季开始,中美已开始建交谈判.11月2日,美方谈判代表伍德科克向中方提交了两国建交公报草稿, 政治局当天召开会议,听取此前谈判的报告.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对中美建交的迫切感, 明确提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
中国决定对越作战和决定中美建交,看似在两条并无交集的轨道上向前延伸,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就是当时的决策者 .实际上,争取美国支持中国对越作战,的确成为 随后访美的重要使命之一.
1979年1月28日, 抵达华盛顿,当晚在参加布热津斯基的家宴时即提出,希望同卡特讨论越南问题.次日傍晚, 和卡特在白宫举行小范围会谈,他明确告诉后者,越南的地区野心由来已久,必须给予教训,否则它会变本加厉,而且这关系到遏制苏联的全球扩张.
第一次会见卡特时就说过,中美现在没必要结盟,但没有同盟这种形式,并不妨碍双方展开密切的战略合作,共同对付苏联扩张.
2月15日,中国决策层作出开战的最后决定, 第二天通报美方,中方将对越南展开速战速决式的军事打击,这将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
中国开战后,卡特政府随即向苏联发出了不得军事介入的明确信息,并进行了威慑苏联的军事调动,而且,美国还向中国提供了有关苏军部署的战略情报.
中美战略合作从中国对越作战开始,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布局也因此固定下来.在随后的十年里,中美军事合作越来越密切.
中美建立战略关系和中国对越作战,导致东亚地区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的战略决策彻底杜绝了苏联模式在东亚扩展的可能,使东亚地区得以整体性地进入世界体系,并终于成为今天和北美、欧洲鼎足而立的第三个世界中心.
（张源荐自《冷战和中国外交政策》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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