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环境和政策目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普遍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普遍造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文章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结果显示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文章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须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关键词：二孩生育；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121-0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13
自2016年1月1日起,中国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二孩時代.新中国成立后上一次中国人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全面实施的时期.半个世纪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迥异,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育龄夫妇是否会按照政策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
生育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是决策者为了实现人口目标、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所制定的社会准则和行动方案.政策环境则是指作用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涉及地理特征、人口变量、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限制和指引着政策的有效实施.本文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并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人口环境：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
育龄人群是承担生育行为、保证生育政策有效实施的主体.我们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次人口普查所在年份育龄妇女的人数和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较,2010年的育龄妇女呈现如下特征：①规模成倍增加（见表1）.2010年育龄妇女总人数（3.80亿）是1953年时（1.33亿）的2.85倍,是1964年时（1.52亿）的2.51倍.②结构明显老化（见图1）.最年轻的15-19岁组占全部育龄妇女的比例2010年为12.63%,分别比1953年（18.52%）和1964年（19.63%）时减少了5.88和6.99个百分点.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比例2010年为42.44%,也低于1953年时的46.34%和1964年时的46.12%.
虽然截至2010年的最近一次普查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总人数不断在攀升,但此后育龄妇女总人数将呈现下降态势.不考虑死亡率仅粗略估算,分别用2010年10-14岁、5-9岁和0-4岁人口队列逐步替代2010年45-49岁、40-44岁和35-39岁队列,便可知2015年、2020年和2025年育龄妇女的总人数将分别下降为3.63亿、3.34亿和3.11亿.育龄妇女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此后还将不断减少.这一变化正是由于不同规模队列的替代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实施的2016年,当年15-49岁的育龄人群是1966-2001年间的出生队列,其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则出生于1981-1996年间；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新时期的生育主体.
二、社会经济环境：教育深刻影响生命历程及育儿成本
社会经济因素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虽然对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都有重要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的作用在减弱,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不断增强.过去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初婚的推迟、劳动参与的普遍性、消费方式的变迁、育儿成本的提升,这些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深刻影响了每个家庭及育龄妇女群体,也成为普遍二孩政策实施不得不考虑的环境因素.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环境的变化.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适龄儿童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成为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阶段；1999年教育部基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的高校扩招实践,使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从2000年的4402万猛增到2010年的1.18亿.
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且对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育儿成本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育龄人群自身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育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仍是在校学生,且低龄组育龄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见图2）,这无疑会推迟初婚年龄.事实上,婚姻推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同期男性和女性分别从23.57岁和22.02岁提高至25.86岁和23.89岁.研究发现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提高,对适婚的23-30岁年龄组人口的初婚推迟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近年来初婚年龄的上升趋势.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独立性的增强,使女性就业更为普遍,也改变了女性对于婚姻的态度和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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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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