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是关于本文可作为打折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打折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
〔关键词〕 国语运动；语言统一；国语不统一主义；方言；蓝青官话
〔中图分类号〕K257；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144-23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雅各宾党人宣布：“一个自由民族的语言应是唯一的,且对所有人皆是同一的（The language of a free people must be one and the same for all）.”①一语道出了语言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两百年后,法国政治学家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指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政治变革,必然伴随着语言状况的改变：“在帝国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之间以有文学传统为依托的通用语言进行沟通,而每个地区都有方言”.进入民族国家时期,方言“先被当地社会精英所抛弃,又被大众教育冷遇”,无可挽回地趋向“灭亡”.相应地,“民族语言”则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反对帝国语言的多样性象征”,又是众多地区性方言的掘墓人.作为一个国家“剩下”的唯一一种语言,它同时是“语言标准和政治规范”.〔1〕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注意到,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过程,亦是与方言文化相关的地域性共同体的瓦解过程.〔2〕因此,语言民族主义不但意味着一种新语言（民族统一语）的诞生,也意味着许多旧语言（方言）的湮灭.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无疑是语言民族主义浪潮的众多追随者之一,不过,这并不等于它在任何方面都对其原型亦步亦趋.李方桂在1947年的一段评论中注意到：接受政府所颁行的国语标准,并没有妨害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用方音去诵读文学文本,也没有使得方言的“声望”受到什么明显损伤.〔3〕确实,中国国语运动的领袖们大多对方言抱有一种积极而友善的态度,即使不将其看作家属,至少也当作可以共处的邻人,而不是一定要打倒的對手.国语和方言之间虽然也有紧张,但无论如何还没有发展到敌对地步,在多数情形下,反而是并辔骈行,形成了一种“双语”体制,并得到了理论上的认可.同时,“国语”也常被看作一组可以在某种范围内适当移动的语言光谱：只要人们能够大体无障碍地沟通,国语的能事已毕；国语运动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把标准语说得字正腔圆.
在这些方面,国语运动和欧洲原版的语言民族主义主张显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此一特色似乎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尽管也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诸子对国语和方言的互补有过不少论述,并且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文化人,对方言文学和方言文艺的倡导和实践都一直没有停止,但对于这些现象,论者往往是点到为止,多数研究者仍然倾向于把国语运动看作国家（）政治和文化权力对（包括方言在内的）地方文化实施的“文化宰制”.比如,汪晖就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左翼文化人对“地方形式”的肯定,“不是为了形成地方认同,而是‘民族认同’”.而从整体来看,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主流”不但“是以消灭口语的多样性为代价的”,还伴随着“现代国家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的形成”（见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505、1526页）.对国语运动方言观的大体勾勒,见崔明海《“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173-179页.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25-266页）较全面地讨论了中国现代“方言文学”的发展及其最终命运.此外,如赵黎明《五四歌谣方言研究与“国语文学”的民族性诉求——以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的活动为例》（《学术论坛》2005年第12期,167-171页）,、王确《论20世纪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140-145页）都涉及其中的某些层面.关于国民政府对方言电影（主要是粵语电影）的打击,是一个研究的热点,如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8-110页；李培德《禁与反禁——1930年代处于沪港夹缝中的粤语电影》,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70-187页；范雪《电影“国语”与三十年代有声片》,《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90-104页；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238页；吴国坤《语言、地域、地缘政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泰∕电懋的都市喜剧》,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05-322页.喻忠恩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独立性最强的“两广”地区为例,讨论了国语运动与—地方斗争的直接相关性（《“两广事变”后的广东国语运动》,《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66-73页）.又,“文化宰制”一词,来自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dialect一词演变过程的描述,详见《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30页.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既存研究对中国国语运动的思考,基本是通过西欧、日本经验的透镜进行的,故而多见其同,而鲜见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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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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