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党派组织对象的转型与其政治意义是关于党派组织对象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党派组织对象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建国初期,中国对党派组织发展对象的认识经历了由“以中下层为主”向“以中上层为主”的认识转型.这种认识转型对于巩固我国的政党制度、增强党派的政治代表性和政党社会基础的有序耦合程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党派；组织发展；认识转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4-0021-06
一、建国之初中国对党派组织发展的政治认识
“我国各党派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从封建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分子.”[1] 它们主要代表处于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些中间阶级、阶层的人们”[1]531.党派原本想站在国共两党之间作为“第三种力量”调处两党关系,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压迫党派,党派逐渐与中国合作,一道反对国民党统治,并于1948年响应中国的“五一”口号,协助中国推翻了国民党统治.
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相继宣布接受中国的政治领导,中国也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实现对党派的政治领导.1950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形势与任务以及党对党派性质和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党的基本政策.会后,党对党派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帮助党派治理整顿组织：一是帮助各党派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确定各党派解放后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方针；二是帮助各党派确立“承认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指导思想；三是与各党派协商确定各自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重点,同时协商确定党派“不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外交部门、门、情报部门、革命大学及少数民族区域中发展组织或作组织活动”[2]；四是协助各党派清理整顿组织,“把那些混进党派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清洗出去,把领导机构健全起来”[1]539；五是推动各党派进行学习改造[1]538-541.
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协助党派进行组织发展.1951年1月,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把帮助党派组织发展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在会议期间与各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部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人口）有4.75亿.所有党派不到2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4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该写出几条指示一下”[2]180.会后,统战部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协助各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文件从发展计划、发展对象、发展方法、发展中的交叉碰头问题和中国的帮助等方面对党派的组织发展提出了详细建议,并明确要求各地在1951年协助各党派发展成员一至两倍[2]221-223.
帮助党派组织发展就会涉及到组织发展的对象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党派组织成分复杂,政治上左、中、都有,成员中既有所联系阶级阶层的中上层成员,也有中下层成员.组织发展到底以中上层为主还是以中下层为主呢?这是中国协助党派组织发展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发展对象涉及到党派的组织结构和发展方向,进而涉及到中国对党派的政治领导和中国与党派之间的政党关系.周恩来认为,“各个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2]31-32李维汉认为,“由于各党派阶级性的限制,更由于我党在广大人民中有最高的政治信仰,它们不可能发展成为群众性政党,而只能成为干部性集团.”[2]20也就是说,党派不可能发展成为像中国一样的群众性政党,党派主要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发展成员.但是基于党派代表其阶级阶层所形成的群众性及在治理整顿之后进行组织发展的需要,中国逐渐形成了党派主要以其所联系对象的中下层为发展对象的政治认识.1950年11月25日,周恩来在统战部招待各党派会议代表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指出“各党派发展的基础是很广的,这需要以其所联系和活动范围的中下层为主要发展对象.这是一块尚未开垦的阵地,大有工作可做.我们诚恳希望各党派向这个方向努力.”[3] 该讲话代表中国首次提出了希望各党派在所联系对象中下层发展成员的观点.
一周后,李维汉于12月2日在同一会议上对周恩来的观点进行了具体阐述.他说各党派的“发展对象,我们建议面向群众,即重点放在中下层,不要仅限于上层,但也不是排斥上层.各党派的发展范围,大体上可以同自己所联系和活动的范围相适合,例如建国会的任务是团结工商业界,而工商业界为数众多的是中小工商业家,因此中小工商业家就可以成为建国会的主要发展对象.同盟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和大学生.过去同盟曾决定不在大学生中发展,怕与青年团交叉,但大学生即是知识分子,同盟自然可以发展,否则发展范围就太狭窄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则是以中层的新旧公务人员为主.这样,各党派就都会带有群众性,而不至局限于上层,这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无疑会增强各党派的活力和朝气.”[2]152-153
但是,党派以中下层为发展对象会不会与中国的发展对象相冲突呢?会不会形成党派与中国争夺发展资源的局面呢?1951年1月25日,李维汉在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在党内对“中下层”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今天强调党派要向中下层发展,使之具有一个群众性的基础,这与上次统战会议讲：‘党派只能是一个干部性的集团,不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是否有冲突,或修改呢?没有.从今天中国社会讲,党派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形成群众性的政党.这是由于它们本身阶级性的限制,只能在中国人民中间的中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个范围里发展,不能到工农群众中去.每个阶级都有它的上层、中层和下层,群众性基础是指其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里的中下层.这中下层对其本阶级来讲是群众,而不是对整个人民来讲是群众性的.使党派具有群众性基础,目的是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巩固前进的阵地.”[2]198李维汉指出,每个阶级都有上、中、下三层,因而党派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中下层,因而并不会与中国的社会基础相冲突,并不会与中国争夺发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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