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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际,江淮地区风云际会,西楚重镇——盱眙,以闪亮的身姿登上历史舞台.秦末,陈婴率东阳少年响应陈胜聚义反秦；楚怀王（义帝）被项梁、项羽、范增等楚国贵族拥立为王,建都盱眙；汉高祖末年,荆王刘贾被叛乱的英布大军击溃,败亡富陵等滚滚烟尘,均发生于斯；乱世遗珍,多深埋于地下.
1982年2月,盱眙县穆店公社马湖大队南窑庄（今穆店乡马湖村南窑庄）的村民在挖掘水渠的时候,挖出一件珍贵的青铜器和数十件黄金文物,这一发现被称为南窑庄窖藏.这件震惊世人的青铜重器便是战国后期的陈璋圆壶.陈璋圆壶,又名重金络壶,造型奇伟,纹饰华丽,艺术价值无与伦比.该器同流落在美国的陈璋方壶原是一对,其口沿内、圈足内侧、圈足外缘均有铭文.最后一条铭文记载着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派大将陈璋率兵攻伐燕国,陈璋将掠夺的燕国王室青铜器刻上铭文以记其赫赫战功的历史事件.陈璋圆壶集先秦金属工艺之大成于一身,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并体现先秦青铜铸造工艺最高水平,堪称国之瑰宝.
在南窑庄窖藏中,同陈璋圆壶一起出土的还有众多金器,包括金兽、金饼、马蹄金和麟趾金等,总计重量达20公斤.这批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的黄金奇珍为何匆忙埋藏于此,为今人留下无尽的惊叹和疑惑.因此,自出土以来三十余载,围绕文物窖藏的埋藏时间、埋藏者和埋藏原因,陈璋圆壶的使用者、器物命名、铭文释读、制作年代、工艺复原及文物修复,金兽及黄金货币的拥有者、文物特质和制作工艺等领域,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笔者即对此作较为系统的梳理,以为后之学人在南窑庄窖藏研究领域提供基础性信息.
一、荒野窖藏如迷雾
南窑庄窖藏埋于荒野两千余载,不见于任何现存文献典籍的记载.对于这一文物窖藏的埋藏时间、埋藏者和埋藏原因,目前说法甚多,莫衷一是.
姚迁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这份简报中认为该窖藏中“铜壶是战国晚期楚国王宫遗物,传到西汉继续使用.金兽为西汉前期国库的镇库兽.金版“郢爰”为战国时期楚国货币,系不同作坊铸造,传至汉代.金饼,包括圆形金饼、麟趾金和马蹄金,应为西汉武帝时遗物,由于金版和金饼都是完整的,当为汉代国库贮藏物.”因此定为西汉时期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以后的遗物,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而黄盛璋《盱眙新出铜器、金器及相关问题考辨》（《文物》,1984年第10期）一文认为“盱眙曾为项羽尊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建都之地,时在公元前208年.其前一年陈婴在东阳响应陈胜、吴广起义,东阳即在盱眙东南,与窖藏地点接近.陈胜、吴广起义之蕲,在盱眙之西.盱眙东西一带为秦、楚、汉纷争之地,窖藏可能与当时战事有关.”将南窑庄窖藏同秦末大起义时的战乱联系在一起.
盱眙文史学者秦士芝（《对盱眙南窑庄出土金饼的认识》,《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分析认为,南窑庄窖藏的下限不应超过汉初,既可能同楚怀王在盱眙称王建都的历史事件有关,更有可能同荆王刘贾有关.而安志敏（《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7期）也根据窖藏所出金器认为其时间当在西汉前期.
据考古发掘,秦汉盱眙县城为今盱眙县城北淮河边的甘泉山,而据《太平寰宇记》卷十六《河南道·泗州·盱眙县》载：“楚汉之际,曾以为荆国,封刘贾为荆王,而东阳即此地也.”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朝廷,向东进攻荆王刘贾,刘贾败走富陵（今盱眙东北洪泽湖中）.南窑庄窖藏地近楚怀王称王建都的盱眙古城、刘贾封王的东阳（今盱眙马坝东东阳古城）和其败亡的富陵,很有可能与其中某段历史事件相关联.珍贵的国之重器匆匆埋藏于荒野之中,周围没有其他埋藏线索,追索其历史信息,需要拨开千年迷雾,谈何容易.
二、地不爱宝献重器
南窑庄窖藏所出的青铜重器,引起学者极大关注.因为保存条件所限,南窑庄窖藏所有文物在出土后迅速移交南京博物院,因此对于南窑庄窖藏文物的研究,以南京博物院最早,逐渐为文物界所关注.黄盛璋（《盱眙新出铜器、金器及相关问题考辨》,《文物》,1984年第10期）、吴蒙（《盱眙南窑铜壶小议》,《文物》,1982年第11期）、殷志强（《南窑庄铜壶》,《东南文化》,1985年）、吴振武《释“受”并论盱眙南窑铜壶和重金方壶的国别》（《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等学者对这件铜壶的出土情况、制作年代、器形名称、器物特点等作了初步探讨,黄盛璋、吴振武在初步释读铭文的基础上认为是战国晚期燕国青铜器,吴蒙和殷志强等认为是战国晚期楚国风格的青铜器,并称之为重金壶或铜壶.
1986年,经南京博物院专家研究寻访,发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陈璋方壶与南窑庄出土的这件青铜器原为一对,在铭文上大致相同,可互为补证,故称为陈璋圆壶.而陈璋方壶已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第十三卷第24页,1937年影印本）、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第74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中有著录.据此,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缶靈陈璋圆壶读考》,《考古》,1988年第3期）、李学勤（李学勤、祝敏申《盱眙壶铭与齐破燕年代》（《文物春秋》,1989年第Z1期）等学者在这一突破的基础上,基本梳理出陈璋圆壶蕴含重大历史信息,从而为陈璋圆壶之谜提供了思路与方法.
对于该器物的定名,主要围绕其为“罍”“缶靈”还是“壶”的争论上.姚迁《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暂定其为“错金银梅花钉饰虬龙套铜壶”,吴蒙认为其与端方《陶斋吉金录》卷五所载“秦重金罍”相似,应为“同一大套器物的遗留”.李家浩《盱眙铜壶刍议》（《古文字研究》第12辑,1985年）根据圈口铭文径直称为“廿二壶”.周晓陆则认为在使用其与陈璋方壶对应的俗称陈璋圆壶的同时,兼顾其铭文所命名“重金络缶靈”,合称“重金络缶靈·陈璋圆壶”.目前,学界一般仍然习惯称这件青铜重器为“陈璋圆壶”或“陈璋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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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杨南遗址出土瓷器窑口的初步分析 为做好南水北调中线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在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的指导协调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平顶山市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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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左传学史述略 摘 要：《左传》是我国上古社会的文化典籍，蕴含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自成书以来，备受历代学者的关注，从而逐渐形成了一门以研究《左传》为中心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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