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红色中华在苏区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适合不知如何写中华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中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苏区成立.这是中国人独立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政权.苏区时期,为了解决腐败问题,党在群众路线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建设、思想教育、监督等形式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尝试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廉政建设经验,对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可以说,我党在苏区时期廉政建设的成功与《红色中华》所起到的作用密不可分.《红色中华》是苏区影响最大的报刊,是苏区最早揭露腐败问题,腐败官员的报刊.因此,本文着力研究《红色中华》对苏区廉政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严重腐败案件
在苏区建立之初,《红色中华》曾了一批的苏区贪污腐败案件.例如,在1933年10月,《红色中华》了总务厅的实际支出比预算高了五千余元,同时总卫生部后方医院上报的伤员数量和工作人员数量与实际不符.在1932年8月,《红色中华》也报道了赤卫军前段时间曾筹集到一笔战争款,然而却被区军事部长墨了十几元.在1934年1月,《红色中华》刊登了《人民委员会对于总务厅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浪费案的处分》,其中了唐仁达私吞军政机关余款和公债谷票等款项,并且私自变卖公家物品,共贪墨超两千元.随后出版的《红色中华》又刊登了《加紧展开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在苏维埃的法律下判决了反动贪污巨案》一文.文中指出,在修建苏区政府重点工程时,左祥云等人贪污了不少.两天后,《红色中华》刊发了《检举各机关的贪污案件的结论》一文,其中明确指出财政部征发局领导刘忠四贪墨了鹿茸、高丽参等保健品,同时也户籍总会财务部部长谢开松贪墨两个金戒指.其后,《红色中华》又了于都县几名县级干部贪污公款的消息,同时还于都县县委书记与几名工作人员一起做生意的新闻.此次事件之后,项英同志专门带人详细查办了此案,并且决了4名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同时对于都县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改组.
二、铺张浪费现象
一般来说,铺张浪费的背后往往会滋生贪污腐败.因此,《红色中华》除了苏区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外,还经常苏区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1932年2月,项英同志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指出要坚决抵制浪费行为.1932年3月,《红色中华》刊登了《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一文.文章指出,江西政治保卫分局在日常办公过程中铺张浪费,只不过做一面旗子就花了接近十元钱,每月点洋蜡烛超过30包,等等.在文章的最后,对铺张浪费的现象进行了讽刺与打击,认为江西政治保卫分局的同志非常娇气.除了抨击江西政治保卫分局外,《红色中华》在这一时期还抨击了小岔乡苏维埃,明确指出浪费是可耻的,是需要进行严厉打击的.
在1933年12月,《红色中华》了瑞金县苏维埃一个月花在灯油费上的资金就超过了120元,不仅仅是瑞金县苏维埃,其安地区的苏维埃部门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浪费行为.《红色中华》刊文指出苏区的确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凡是经手经费的部门,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着一定的浪费行为.通过群众,当前已经发现了苏区政府很多部门都普遍存在浪费现象,然而还有很多浪费问题至今依然未能发现.苏区政府必须要尽可能省下一针一线,从而为日后的革命工作积攒经费,这也是当时苏区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此后,当时身为苏区政府副主席的项英同志专门就避免浪费问题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文章.文章指出,当前我党正处于反围剿时期,每一分钱都有着重大的用途.作为中国的一分子,有谁要是浪费资源,这简直就是犯罪,是对革命战争的破坏行为.至于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他们更是在做着反革命的行为,必须要进行严惩.项英同志的这篇文章表明,中国绝对不会姑息贪污腐败行为和铺张浪费行为,同时也表明了苏区政府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心.
三、 官僚主义
《红色中华》不仅大幅度了苏区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和铺张浪费行为,同时也了很多官僚主义现象.苏区官员身上的官僚主义主要体现在工作中只顾着个人发号施令但却不会考虑实际情况的工作作风.显而易见,官僚主义会严重影响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史料研究发现,当时的苏区和一些县级苏维埃政权都存在着的官僚主义现象.正因如此,《红色中华》随后陆续刊文对官僚主义进行了重点和批评.在1932年3月,《红色中华》在《官僚腐化的永丰县财政部长》一文中了江西省永丰县苏区财政部部长陈鸿烈的官僚主义作风,指出陈鸿烈整天闲着没事四处游耍,但却从未认认真真地完成本职工作.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明确指出像这样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官员是不配在苏维埃政府任职的.在1932年7月,《红色中华》刊文指出,福建苏区部分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他们从未发动过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号召人民要坚决同官僚主义作风做斗争,要坚决抵制官僚主义行为.此外,《红色中华》不仅经常性地官僚主义作风,同时还分析官僚主义作风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办法.
1932年1月,《红色中华》就在刊登的文章中详细分析了官僚主义出现的本质原因,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此后,《红色中华》再次并全面报道了许文亮和刘开的贪污腐败案件.1933年5月,《红色中华》刊登文章,其中记载了许文亮和刘开的公审状况,同时指出许文亮身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工作中长期消极怠工,思想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许文亮曾前往石城工作过一段时间,期间通过打土豪获得了一些奢侈品,但他却中饱私囊,并未上交组织.与此同时,许文亮经常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为他的妻子购买糖果,并且要连夜送到自己家中.此外,文章还指出,许文亮在日常工作中非常瞧不起工农群众,在苏区开展节省运动时,他不仅自己没有节省,反而侵占了公用物资.《红色中华》之所以全程报道许文亮审理案件,就是为了对苏区的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同时鼓励工农群众要敢于揭发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贪污腐败行为.在1934年3月,《红色中华》第161期报道：“邓湘君同志担任秘书长时期等甚至将借给私人的款,作为党的开支报销.”此外,《红色中华》还了“张欣案”.张欣曾任苏区的宣传部部长,然而任职期间长期消极怠工,行事风格充满着官僚主义作风,经常利用公款吃喝,同时还在出差期间盗用公款.《红色中华》刊文明确要求苏区政府罢免张欣的职务,同时依据党章开除张欣的党籍,并且要根据苏区的相关法令重罚张欣.
实践证明,中华苏区政府通过《红色中华》等报刊,充分引导工农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监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廉政建设不断加强.可以说,《红色中华》在工作中体现出的重要作用,表明了我党领导的苏区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运动,取做到了十分显著的成效,提高了苏区干部的防变意识和政治觉悟,营造了清正廉洁的“苏区干部好作风”,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成果提供了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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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延安大学政治与法学学院2015级党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新主义革命与思想）
责任编辑/温润泽wenrunze@fendouzazh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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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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