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古代文论二重历史化是关于文论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文论曹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关键词： 古代文论；二重历史化；求真；求用；贯通
摘 要：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和“求用”两种研究路向,厘清二者各自言说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第一重历史化主要指通过重塑古代文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语境以“求真”；第二重历史化主要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将古代文论历史内化以“求用”.只有实现“求真”和“求用”的和谐贯通,才能更好地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 I206.0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3106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和“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和《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和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和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理上厘清“求真”和“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和“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
“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本文的这一观念主要得益于以童庆炳和李春青等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他们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阐释,参看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李春青《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诗和意识形态：西周到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和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和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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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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