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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唐小兵教授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和意识形态》（下称《再解读》）一书,1993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10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的论文.2007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增订版.本文谈论的,是增订版《再解读》中的几篇文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一股以“再解读”的名义重新阐释所谓“经典”的热潮.一些所谓的“海外中国学者”是始作俑者.这些“海外中国学者”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些人所“再解读”的,往往是所谓的“红色经典”.而所谓“红色经典”,是以意义简单、明确为突出特征的.但这些人,却能用西方现 论把本来意义简单、明确的“红色经典”解释得十分复杂,一口口本来清浅的池塘,突然变得幽深莫测.这种神奇的“再解读”,令一些“海内中国学者”兴奋异常、崇拜不已.兴奋、崇拜之余,是急起仿效.“海外中国学者”唐小兵主编的这本《再解读》,汇集的就是海内外中国学者“再解读”的成果.
对这些以“再解读”的名义出现的论文、专著,我腹诽已久.此前,我已经写了一篇《〈再解读：大众文艺和意识形态〉初解读》,是以增订版《再解读》中的唐小兵三篇文章为例,将刊于《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杂志.现在写的这一篇,是对《再解读：大众文艺和意识形态》这本书的再次解读.这一次,谈谈收入书中的黄子平、贺桂梅、戴锦华、孟悦的文章.
一
《再解读》中,收入了黄子平的《病的隐喻和文学再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一文.先说说黄子平的这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中似乎颇有影响的文章.
黄子平的《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是对丁玲发表于1941年11月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的再解读.黄子平把丁玲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其时延安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相对照,小说和现实有了一种“互文性”,这样的论述角度虽然堪称巧妙,但我以为既没有丰富和深化对《在医院中》的理解,也没有丰富和深化对其时延安现实的认识.
海内外中国学者对所谓“红色经典”进行“再解读”时,共同的趋向是挖掘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而“红色经典”中的意识形态总和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于是,直接或间接地引用《讲话》,就是“再解读”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事情.但是,无论是海外还是海内的“再解读”者,都不知道《讲话》其实有两个版本,一是延安发表的版本,一是1953年编入《 选集》（下称《毛选》）第三卷的版本.两个版本差异甚大.海内外“再解读”者,在解读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时,也无一例外地引用《毛选》中的《讲话》,这往往是大有问题的.黄子平也是这样做的.黄子平文章,在正文中引用了 的《讲话》,在注释中引用了 的《整顿党的作风》,都是从《 选集》第三卷引用的.严格说来,这是一种伪引.
“讲话”口头发表于1942年5月,文字稿首次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是作为“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文件”发表的.1953年4月,《 选集》第三卷出版,《讲话》编入其中.然而,《讲话》编入《 选集》时,是做了许多修改的.对此,胡乔木晚年有这样的说法：
《讲话》在收入《毛选》时,是作了一些修改.讲讲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倒是很有意义.这并不是考据,而是可以说明 详细考虑了哪些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发展.删掉“特务文艺”之类的提法,可以讲,但并不重要.还有很重要的改动如对待文化遗产,原来只讲“借鉴”,后来改为“继承和借鉴”,因为有的文学遗产,就是要继承,如 写旧体诗词,诗体七律,词牌菩萨蛮,这根本谈不到什么借鉴,就是继承.不仅这个,还有语言,就是继承,任何作家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都不可能写作.语言尽管有创新,但基本是继承,不可能每一个人创造一套语言,那样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像这样原则性的修改还有,如原来说国统区作家在脱离群众问题上跟国民党“有些不同”,后改为“不同”.这表明 并没有停留在原来那个地方,他对一些问题是很郑重、很认真的.
讲解放后的修改,不是列成一览表,把所有的修改都举出来,要挑选有意义的.不讲,一般读者可能不注意,讲出来,是客观事实,是 自己改的,说明他的思想的发展.这篇讲话基本上是 自己改的,很认真,也同我谈过,如借鉴和继承问题.收入《毛选》的文章,几乎都修改过,这里挑出来讲讲,很有意义.①
我手头有延安版本的《讲话》,据我初略的计算,编入《毛选》时,不同程度的修改、增删,多达数百处.有些修改,如胡乔木所说,是“很重要”的,是“原则性”的.胡乔木特意谈到了“删”的问题.《讲话》在编入《毛选》时,有数十处不同程度的删节.有时删去几个词,有时删去一两行文字,连续数行、百字左右的删除,也有多处.改一种说法,这很值得重视,从中可看出 思想的发展过程,但把本来有的话删掉,同样值得重视,甚至更值得重视.改也好,删也好,既然《毛选》中的《讲话》和延安版的《讲话》有很大的出入,那解读延安时期的文艺却引用《毛选》中的《讲话》,在逻辑上就是不能成立的.
黄子平从《毛选》第三卷中引用的那番话是这样的：
等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但延安版是这样的：
等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兵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两个版本,还是有些不宜忽视的差别的.从延安版到《毛选》版,“和”变成了“和”,这是小事.“工农兵”变成了“工人农民”,这就有点意思了. 本来是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兵”这三类人比较的,编入《毛选》时把“兵”删掉了.延安版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和“身体”做了区分,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和“身体”都不干净.编入《毛选》时,把这种区分删掉了,只笼统地说“知识分子不干净”.这种改动,也是耐人寻味的.读《毛选》版,我们都会把 的意思理解为：工人农民虽然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身体不干净,但精神是比知识分子干净的,灵魂是比知识分子圣洁的.但 的意思本来不是这样. 本来是强调即便是“身体”,工人农民也最干净.延安版的“大小资产阶级”,编入《毛选》时变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也是认真考虑后的改动.延安版的“大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小”,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是比较大和比较小的意思.但“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又是两个有特定含义的称谓,有确定的所指,为避免混乱,改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样就更准确了.还值得一说的是,延安版先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兵比较,后在确定谁更干净时,又只说工人农民,没有提“兵”,这是因为,“兵”有新和旧、革命和反革命之分,抗战时期,中国有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有日本兵和汉奸兵,笼统地说“兵”比知识分子干净,显然不合适,所以只说工人农民比知识分子干净.但前面既然拿“兵”和知识分子比较,后面又避“兵”而不谈,让人怀疑“兵”不比知识分子干净,于是编入《毛选》时,干脆把前面的“兵”也删掉,只留下工农.可见, 在修改《讲话》时,心思是非常缜密的,是一字一句地拈量、斟酌的.黄子平依据《毛选》版谈论延安的现实,虽然观点仍然成立,但如果依据延安版,立论无疑更切实、更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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