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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新应当更多关注创新质量与经济效益
青岛大学副教授王崇锋、中国海洋大学学者徐恒博与中国科学院博士后张古鹏在2014年第1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题为“城市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研究——基于专利质量的视角”一文,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地区创新能力的普遍提高,区域之间创新能力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通过研究以专利授权率和专利存续期作为专利质量的衡量指标,考察中国若干东部典型城市同中西部典型城市的创新质量差异,结果表明尽管专利授权率并未表明东西部城市间的创新质量差异,但中西部城市专利的存续期长度则显著低于东部城市.这说明,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差异不仅体现在创新产出的规模上,更体现在创新产出的质量上.因此,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区域间创新差距的缩小应当更多地关注创新的质量与经济效益,而不仅仅关注创新成果的产出.
作者经过对一系列数据的分析后认为,对于东部地区,由于大部分城市已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人才储备,因此东部各城市要充分利用其已有的知识存量对创新的促进作用,积极推动创新的发展.这就需要加强对已有知识和人才的保护和重视,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和“人才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使知识主体能够更好地发挥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城市区域创新系统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的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对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及资金保障,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创新系统.在城市创新系统中,政府应充分协调各方利益主体的目标,调动一切可调动的社会资源,培育良好的创新氛围与环境,尝试建立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实现创新的整体发展,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
经济规模、成果转化、创新投入：城市创新的三大正向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曹勇博士等学者联名在2013年第6期的《中国软科学》上发表题为“我国四大直辖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一文,以我国四大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四直辖市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四市的城市创新能力现状,结果表明：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创新能力明显强于天津和重庆；四直辖市的城市初始创新能力差异变动大致呈现Z字型曲线.而城市最终创新能力差异变动呈现三个波动阶段；城市经济规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城市创新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为此作者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四市城市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推进现代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做大做强城市经济规模.四直辖市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应努力提高创新能力成为区域的创新级,辐射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直辖市拥有众多促进技术创新的特质,如创新成本低、信息传播迅速、人才资源丰富、创新扩散快等,提升城市经济规模、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二是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加强产学研合作,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和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政府之间良性的协同创新互动机制.我国城市科技成果转化率普遍偏低,因此,四市在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更要重视对现有科技成果的有效利用和转化,而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完善技术交易市场规则是实现技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方式.三是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开放度,注重FDI、进出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学习效应.分析表明,FDI、进出口贸易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城市创新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重庆处于西部内陆地区,贸易额相对明显偏小,应特别注重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同时扩大贸易量,从中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合作主义有助于建构科学有效的城市治理多元体系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导张长立教授在2013年11期《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合作主义视域中的城市多元主体治理解读”一文,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日益复杂多变,政府作为城市治理的主体,经受多方考验.如何在行政生态的演进中,不断发展自身力量,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引导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多方行为主体参与到城市治理中,使城市管理由城市管治向城市治理转变,是当今乃至未来城市公共管理必须面对的课题.合作主义发轫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主张新的功能组织可以在体制内取得参与地位并进入体制认可的序列,它们有合法代表参与决策咨询,它们对公共事务负有责任,它们与国家体制之间建立了常规的沟通渠道,故国家应保护其合法性地位.
毫无疑问,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他们以自身的价值诉求为旨归,日益成为城市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合作主义为其话语权的表达提供了坚定的理论支持,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和治理模式的转型更有积极意义.其一,由于历史和传统因素,合作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更有解释力.在合作主义看来,分享部分公共权力的社会团体的法定地位是国家认可的,而且在某一领域,国家只认可某一分享公共权力的自治性组织,这一自治组织具有垄断性.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正是如此.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城市的社区自治组织等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等都是国家所认可的正式权威组织,而且在本领域里具有唯一性.其二,合作主义作为制度安排的价值理念,有助于中国治理模式的平稳转型.合作主义强调制度性整合,主张政府权威和社会团体进行制度性合作,达到双方受益.事实也正如此,对于当前正处在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讲,合作主义主张在充分考量群体利益基础上参与政策制定,这既可以为社会团体的利益表达提供合法的通道,使社会不满情绪得到合理的宣泄,又可以充分利用利益团体来贯彻执行公共政策,减少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阻滞力.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的制度性合作和良性互动,显然更有利于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型,推动社会进步.
空间点模式分析可以有效遏制占道经营等城市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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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学术文摘（七则） 我国行政特许制度完善的四大路径南京大学法学院任海青博士与王太高教授联名在2012年第11期《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论我国行政特许制度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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