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元代诗学自然论是关于诗学自然论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诗学自然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关键词：元代诗学；自然；得自自然；发自自然；复归自然
作者简介：查洪德,男,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诗学、辽金元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元代文化精神与多民族文学整体研究”,项目编号：10AZW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诗学通论”,项目编号：07JA751012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30-12
元人的观念是多元的,元人的生活态度也是多元取向的.就大的时代倾向说,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在元代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多数文人愿意自然地活着.诗人自然地写诗,追求诗之自然.有些方面,元代有些像晋宋.研究元代诗歌和诗论的人多谈元诗宗唐,其实元人论诗也主张取法晋宋,取法其清新与自然,如戴表元赞扬方回诗“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晋宋间人醉语”[1]（P108）.刘壎主张学诗要取各代之长,包括“汉魏气骨,晋宋风度,唐宋格法”[2]（卷五《雪崖吟稿序》）.晋宋风度,作为人格,是潇洒不拘,合于自然的风度,诗风当然也是如此.刘将孙有诗云：“晋人善语言,其言明且清.少许胜多多,飘萧欲通灵.”[3]（卷一《感遇》五首之五）“飘萧通灵”,这是他的追求.宋人刻意为诗,理学家程颐已经批评这些人“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4]（P239）元人不赞赏宋人的刻意为诗,他们想以晋宋之自然,纠宋人刻意为诗之失.“自然”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语.
自然既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也是中国诗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诗学自然观是建立在物我关系的哲学思维基础之上的,只是进入诗学领域以后,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上,发展出了心与文的关系,如朱熹认为诗之自然乃诗人德性涵养之“真味发溢”,或说是发胸中“天趣”.这些都是元代诗学“自然”论的理论基础.元人诗论中的“自然”论,主要是关于诗歌本源和诗歌生成问题的理论思考.关于诗歌本源的思考,就哲学意义上说是心物关系.就诗歌生成问题上说,是言与心之关系,即诗歌自然地表现心灵.在风格论意义上,元人讨论的是“自然”风格如何形成.
元人论诗,几乎人人谈自然,但他们对所谓的自然却各有理解,各有解释.“自然”在元代诗学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义性.如刘将孙言：“天之文为星斗,离离高下,未始纵横如一；水之文为风行波,鳞鳞汹涌,浪浪不相似.声成文谓之音,诗乃文之精者.”[3]（卷十一《胡以实诗词序》）此所谓自然,首先是天地自然,合于天地自然之文则本色自然,如天然生成.方回评诗,录宋欧阳修《秋怀》诗,评曰：“欧阳公于自然之中或壮健,或流丽,或全雅淡.有德者之言自不同也.三、四全不吃力.”[5]（P443）其所谓“自然”,描述的是一种轻松又似乎不经意的创作状态,即“全不吃力”.并且让我们理解,自然主要指的不是风格概念,因为“自然之中”有壮健、流丽、雅淡多种风格.元人“自然”论的多义性,需要我们下一番细致的梳理功夫,才能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元代论者使用“自然”概念时,有时多种含义混用,没有明确区分,甚至在他们的观念中并不明确这些概念的多重含义.元人在概念使用上的含混,给我们的梳理带来困难,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作大致的区分.所以,应该允许这种梳理与区分中存在一些矛盾之处.
一、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
宋人刻意为诗的意识充溢于他们的诗论、诗话中,代表性的言论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记：“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等’”[6]（P267）意新语工,道前人所未道,非刻意为之不可办.宋人刻意为诗表现在诗题、诗意、章法、句法、字法等各个方面,这里仅举一例,就可明确认识.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西清诗话》所记王安石改诗例：
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于壁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7]（P357）
在王安石看来,“奏罢《长杨赋》”不是诗的语言,须改成“奏赋《长杨》罢”,方为诗家语.这就体现了刻意为诗的观念.对诸如此例的王安石改诗,论诗者大多是肯定的,但也有批评者,清人袁枚就是一位,他说：“王荆公矫揉造作,不止施之政事也.王仲圭‘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句,最浑成.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以为如是乃健.等唐刘威诗云：‘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荆公改为‘漫漫芙蓉难觅路,萧萧杨柳独知门’.等活者死矣,灵者笨矣！”[8]（P193）不评价袁枚批评的是与非,仅就袁氏批评的语言来理解,所谓“矫揉造作”,所谓“活者死”、“灵者笨”,都可以从刻意为诗及其破坏自然之意（所谓“浑成”）的角度来理解.王安石如此改诗也并非他的创造,我们可以从诗歌史上找到来源.杜甫《刈稻了咏怀》有句：“寒风疏草木,旭日散鸡豚.”元人方回《瀛奎律髓》评：“三、四乃诗家句法,必合如此下字则健峭.”[5]（P472）将“寒风草木疏,旭日鸡豚散”改变语序,动词提前,获取与正常语序不同的效果,正是王安石所借鉴的.宋人黄庭坚等人学杜,发挥杜甫匠心巧思、着意安排、结撰成诗的一面,刻意追求.他们津津标举的“少陵句法”,如“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都体现了诗人匠心.拿这些与钟嵘所举富于“自然英旨”的诗句,如“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9]（P174）对比,就可认识两者表达方式（句法）的不同.一种是自然表达,一种是刻意所为.宋人沿着杜甫的方向前行再前行,刻意追求,遂成弊端.元代诗论家对此有明确认识,如吴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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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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