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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芝加哥法经济学派在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近年法经济学的发展看,芝加哥法经济学派重新认识功利主义和法经济学的关系,阐释法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和法理基础是功利主义.而实证研究方法的深入推进为法经济学关注行为法经济学和社会规范等新内容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伴随着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对行为法经济学和对法和社会规范的研究成为法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发展呈现出前沿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特征.
关键词：芝加哥法经济学派；功利主义；实证研究；行为法经济学；社会规范
中图分类号：D9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55-07
在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根据研究中心和理论传承等影响因素形成诸多学术流派,如芝加哥法经济学派、弗吉尼亚法经济学派和耶鲁法经济学派等①.芝加哥大学作为法经济学的诞生地,以其为中心形成的芝加哥法经济学派在法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和体系完善中起着引领作用,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法经济学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细梳法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从《法经济学杂志》在芝加哥大学创刊到罗纳德·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从卡拉布雷西和阿尔钦把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具体领域,到理查德·波斯纳出版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和其引领的“法经济学运动”,再到行为法经济学、法和社会规范和法律博弈论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堪称法经济学发展史中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皆源于芝加哥大学或者和芝加哥大学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结.
法经济学在经历初创、发展和完善阶段之后,朝着模型化、精细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近20年来,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有哪些新的突破?芝加哥法经济学派有哪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这些理论的传承和新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这是本文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基础：重新认识功利主义和法经济学的关系
(一)法经济学视角中的功利主义
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功利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作为19世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哲学学说或者说是一场哲学思潮,功利主义深深影响着法学的发展进而形成法理学领域非常重要的法学流派——功利主义法学派.杰里米·边沁作为功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其在功利主义法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主张“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的幸福,就必须努力达致四个目标：保证公民的生计（口粮）、富裕、平等和安全”[1].同时认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判断一个国家幸福和昌盛的标准.在边沁系统论述功利主义和国家、立法的关系时,并没有真正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此意义上,功利主义并没有和经济学联手形成对法学理论的实质性植入和改造,这也就为芝加哥法经济学派探讨功利主义是否能够成为法经济学的法理基础提供了空间.
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功利主义既是一种个人道德的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正义的理论.好人就是努力最大化幸福总量的人,而好社会就是一个追求最大化幸福总量的社会”[2]51.功利主义是一种既塑造好人又能成就好的社会的理论,从功能和价值层面看,它是一种评价标准,而作为评价标准其终极目标在于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最大幸福.波斯纳作为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在30多年前便奠定了功利主义在法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基调.但是波斯纳对于功利主义的态度并非完全肯定.因为边沁在论述功利主义时,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范围和边界[2]32-33,86,波斯纳认为,边沁从最大幸福或效用原则演绎出他关于立法改革的理念,并且转化成一系列在他手上变得非常细致的公共政策.但是效用原则把边沁带向了两个方向——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和深入的、道德化的并常常是家长式的政府干预.但是他又认为,可以把财富最大化理解为有限制的功利主义..范围的不确定性和边界的模糊性使很多法律问题无法用准确的经济学方法进行定量计算并进行有效的经济分析.功利主义虽然有诸多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成就了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些不确定性的理由不足以否认功利主义在法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作为法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功利主义
近15年,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功利主义在法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法经济学理论中,经常被述及的是法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而没有关注法经济学的法理基础.因为在法经济学的发展早期,特别是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学者过度强调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应用,所以出现其他学派对于芝加哥法经济学派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抨击.伴随着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法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是从法学和经济学的双向视角中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只能作为研究法律现象、分析法律问题的方法,而无法成为其法理基础.
波斯纳在《法官如何思考》一书中,对于功利主义的态度相比于之前的论著发生了转变.他在论述“司法行为的九种理论”中,提到“司法行为的经济学理论视法官为理性、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他有一个效用函数,像经济学家那样称呼指导理性行为的复合目标”[3].这里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实质上和功利主义理论中的效用原则不谋而合.在研究司法行为过程中,波斯纳修正了原来“财富最大化”的判断标准,转而使用“效用最大化”.司法效用或者司法效用函数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效用原则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同时,法官是理性并且自利的,这里的自利和边沁提出的“避苦趋乐的自利原则”一致.虽然波斯纳并没有明确指出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奠定了法经济学分析的法理基础,但是效用原则成为所有法律问题的客观评价标准,而自利选择也在人们的理性选择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功利主义作为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刑事法律领域.法经济学的研究扩展到非市场领域之后,芝加哥法经济学派的许多学者关注对犯罪和刑罚进行经济分析的法理基础问题.在功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法律规范是控制或者降低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损害的一种手段.根据对于产生最大幸福的能力而评价一种刑罚的正当性,通过预防或者遏制而降低犯罪率从而实现刑罚对社会总幸福的效果[4].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法经济学派强调对于犯罪成本的计算,并通过刑罚的实施来降低犯罪率或者遏制犯罪发生,从而实现社会总幸福或者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对于刑法的经济分析是法经济学最近几年研究的重要方向,不断强调细致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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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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